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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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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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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任之。不限年月。倘有辞状乞替，请众详之。若年(老)衰弱，相应择人替之。若壮健仍不许退。若才能不称，仍须择人代之”。负责全家财政收支兼赏罚大权的库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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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廿七年(1847年)《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首·原序，此谱仅残存卷首大部分，1984年1月，陕西勉县县志办转售给我们。
“亦不以长幼，但择公干刚毅之流”。他们掌管家族内外大事，实权不小，却不一定是长辈，只论品德、才子与办事的实绩，这就能提高管理效率，公正均等地处理家族内外事务，也有利于激励子弟上进，培养出好的管理人才。“请众详之”的评议办法，具有众人监督之意，没有强调家长的专制特权，体现了家族一定程度的民主风气。重德才与众人评议的结合，有可能防止掌权者素质低下、横暴专制、年龄老化等弊病，能增强家族的活动和凝聚力。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家族长的崇高地位将得到更真实的尊重。
田庄是陈氏家族的根基，管理各个田庄的庄首、副庄首直接组织农田劳作。田庄经营的好坏，关系家族的盛衰，因此对庄首、副庄首规定了更严密的监督制度。如“不得父子同处，远嫌疑也”；“买卖使钱须具账目回，赴库司处算明”；每年收成须具账目归家考课。“田产添修、库廪充实者”次第加赏；怠惰以致败阙者“重加惩治”；这类规定具有相当大的监督性能，包含了抑制腐败、防微杜渐的用意，它表明陈氏家族很重视培植健康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封建家长统治的束缚。
第二，贯彻男耕女织，普遍劳动，衣食资料，均等供应的生活原则。财产共有制的大锅饭家族能否保持下去，取决于“一公无私”的均等程度，物质贫乏的时候尤其需要平均主义。陈氏家法规定，凡成年男子均需“赴同例(类)执作农役”，妇女则一部分下厨房炊煮，大部分在“都蚕院”养蚕织绢。如此历行劳作，耕织并重，是要努力达到自给自足的目标。与此适应的是待遇均等。三餐饮食，冷暖衣着、巾蜕荐席、婚嫁仪礼等等需用，均按既定标准统筹办理供应，过着“坐前架上衣无主，三岁孩儿不识母，丈夫不听妻儿话，耕农不说田中苦”的平均而简朴的生活。大家族群体的强化是以削弱小家庭自由为代价的。
在均等原则支配下，还有一条规定值得指出，即男子“皆只一室，不置畜仆隶”。这和贫苦的农耕经济条件有关，更与聚居共财生活原则分不开，普通成员没有使努唤婢的可能，上层成员如果仆隶侍候左右，势必上下离心，是非争斗加剧，使“义居”加速瓦解。
均等之中也有差异，如男子“赋性聪敏者”读书应兴举，可不执农役，尊长与老疾者有酒油茶盐的优待。此种差别若能约束在适当的限度，将是合情理，众人会接受的。
第三，耕读结合，创办书院，重视对子侄的文化教育，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唐末五代的大动乱，官学废坏，教育衰退，形成“士病无所于学”的文化困境。社会渴望安宁，家族聚居于乡村，有力的家遂私立黉宫，自办教育，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书院应运而生，陈氏的东佳书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者。陈氏家族教育的优点，首先是组织完备。它有院学、书堂两个层次，院学教童蒙，供7至15岁的少年入读；书堂设于东佳庄，供“赋性聪敏”的子弟修学应举，把出仕前的基础教育地在家族内全部完成。其次是物质条件充裕，有较多的学舍、学田和书籍。徐锴在开宝二年(969年)写的《陈氏书堂记》曰：“居之左二十里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再次是开放性，东佳书堂不仅供本族子侄就读修业，还接待外地别家游学之士，故此“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①，有“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的社会效益。徐锴、文莹的记述不免有溢美和夸大，然而陈氏的书院教育卓然矗立于官学废坏、书院初起的时代，却是可信的。东佳书堂显示了陈氏家长的过人见识，也反映了这个“义门”的文化价值。
推究陈氏办书院的初始动机，应是“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着眼于保族义居。等到时局趋于安定，保大十年(952年)开科举之后，肄业而应举的要求才增强起来②。这和男子“赴同例执作农役”的规定，既是矛盾的，又是可以理解的。执作农役的是众多的下层成员，执掌家族权力的上层成员之子弟，自然享受读书游学的优待。不过，就其院学的情况论，人读的人会比较多，且有淘汰挑选，使“秀者”人东佳书堂的规定，这就为下层成员子弟留下竞争上进的希望。毫无疑问，陈氏“义居”书院的历史功绩不仅是传承文化，教育了本家族的子弟，而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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