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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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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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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剩下百分之四十五的下户中，依据五、六两节的分析，假五等户和薄有艺业的真五等户(两者构成下户集团中的实际佃农)，要到两宋之交才能按照各占下户的百分之三十(两者合计为百分之六十)，即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五(两者合计为百分之二十七)计算。而在北宋中叶，下户的经济地位开始明显下降，但显然不及两宋之交那么普遍，故折半而计，作为实际佃农的真、假五等户共占下户的百分之三十，即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五。扣去上述各项，自耕农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五。这可看作是北宋中叶以降的大概情况。
而到南宋初叶，作为实际佃农的假五等户和真五等户，按照严州、高邮之例以各占下户的百分之三十计算，则自耕农比例就下降为百分之十八了。
上述推算当然只是一种大致的、近似的、趋势性的估计，与近代有了比较确切的统计数字以后所作的精确分析自有一段距离。但是，在极端缺乏统计材料的我国封建社会中，既然很少存在可以直接征引的现成数据，那么这种迂回的推测还是必要的，在不少情况下甚至是进行近似定量分析的惟一路子。因此，上述推算结果虽说定有误差，但仍有其自身价值，其价值即在于这些数字从又一侧面证明了北宋中叶以后，农民阶级确以无地佃客为其主体构成了。
八、结 论
本文论点可以归结如下：
(一)作为封建后期农民阶级主体构成的契约佃农，是由中古农奴和中古自耕农转化而来。虽然契约佃农存在之实证早在十六国时期即已零星发现，但在唐宋之际它才取代部曲和均田户而成为农民阶级的主体部分。上述转化过程在均田制趋于全面崩溃的中唐开、天之际日渐明朗，建中两税法后随着大土地所有制优势地位的确立而大大加速，至北宋中叶地主租佃经济终于成为当时封建生产方式的主导形态而基本完成。
(二)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这一重大变动，具体表现在中唐以至北宋户籍统计数字的演变趋势上。在中唐，这个变动可由均田户破产、不课户激增得到说明；在北宋，可由客户和下户比重的持续上升得到说明。
(三)关于宋代下户阶层属性的辨析，是理解当时契约佃农已经成为农民阶级主体成分的关键。这是因为下户在主户集团中占有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的比重，故判定下户主体究属自耕农还是佃农范畴，对于确认农民阶级主体属性关系极大。由于：1．三分之一左右的假五等户已是完全意义上的无地佃农；2．其余三分之二的真五等户，依其物力、田业、税钱和口粮账计算，确实不足自给，“佃人之田”已经成为他们据以生活的主要方式，其中之大部理应归入佃农阶层；3．多数四等户“占田常狭”，与五等户“无甚相远”，其中必有境况不佳之半自耕农，这一部分半自耕农仍未脱离租佃经济范畴；因而就宋代下户主体而言，已被纳入并有日益增多的部分将被继续纳入租佃经济轨道。
(四)既然至迟北宋中叶客户已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下户中又有占总户数百分之十三点五以上的部分徒具主户之虚名而是实际上的佃农，两项合计已近三分之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还在逐步上升；那么断定宋代农民阶级的主体构成已经完成由中古农奴和中古自耕农向契约佃农的过渡，似乎并非过于冒进的结论。
(五)农民阶级内部构成上的这个变动，说到底，是唐宋之际租佃经济取代部曲经济、田制经济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108。因此，建中两税法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古农奴和中古自耕农并未完全消失。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历宋元明清千余年之发展，部曲经济和田制经济一直有所保留。两宋及其以后仍旧存在于川蜀、荆湖及徽州等局部地区的地客制、佃仆制，似可看作中古部曲经济的遗存；而控制在官府手中的屯营田及官庄，则可视为中古田制经济的遗存。当然其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已有所改观。这些农户即地客、旁户、佃仆及系官佃农，一般被包括在客户集团之中。所以严格说来，并非所有客户都是契约佃农。但其绝对量和比例均不大，其地盘亦在日渐缩小之中。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为了追循问题发展的逻辑趋势，所以未能处处加以指明。如果说，在这些地客、佃仆和官庄户、营田户身上，超经济强制仍然比较强烈的话，那么加在契约佃农身上的，已经主要是经济性强制了。中古农奴和中古自耕农转变为契约佃农的必要前提，就是超经济强制的弱化与松弛。而这一转变的完成，则是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所有这些，诸如经济结构的变动、超经济强制的松弛以及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等等问题，均已超出本文预定范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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