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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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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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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以田竭产鬻于豪民。其时割税不尽，自后无田抱税，相继输纳。累经披诉，未蒙蠲改。’当府诸县似此贫户田尽税在者甚多。”76这种无产税户虽说“诸县甚多”，然究竟多到什么程度，这里尚无具体数字。
此后，洛州肥田县令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治赋役不均，“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77。这里承担“无地之租”者，与上面提到的“税存户亡”者，“田尽税在”者，显然同是假五等户。一县之内假五等户有四百家之多，可谓不少。
我们在南宋初年，发现严州一例，可作推算假五等户大体比例的根据。据当时人吕祖谦说：“本州丁籍，通计六县。第一等至第四等户，止有一万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产税户共管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九丁。”该州“统管一十二万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产税户、无产税户共管一十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五丁”78。此中除去七万一千余丁的有产税户，无产税户就有四万余丁，竟占全部五等户的百分之三十六以上。
假五等户约占全部五等户的三分之一以上并非特例。除南宋初年的严州之外，我们还看到，北宋末年的高邮一县，“贫下之户为豪右兼并”，而“作逃移者四万七千余户”79。其实并非真逃，只是其田土已被兼并，昔日的自耕农现已成为当地豪户之佃客，地方官吏因两税无着，只好“妄申逃移”80以塞责。虽然高邮一县第五等户之总数未见记载，故其确凿比例无法推算，但这里一县之假五等户已相当于严州一州的总数，其比例起码不应低于三分之一。
情况十分明显，随着下等户数量的扩大，下等户本身的经济状况亦在相应恶化。这是由大土地所有制的本质特性和租佃经济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下户比例增长的速率有多大，其经济状况恶化的速率就有多大，两者是呈正比例发展的。因此，下户比例的上升，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样，似乎是自耕农队伍的扩大；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倒是意味着佃农队伍的扩大。上述产去税存之假五等户的普遍存在及其比例持续上升，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主户集团中上户日减而下户日增，表明宋代社会两极分化的激烈。在土地、财富向上户集团急剧集中的同时，必然带来下户集团的贫困化。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内容。由于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耕地面积是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因而上户集团拥有的土地愈多，下户集团中被抛出土地的也就愈多。所以下户贫困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大量转化为无地客户。前述富弼关于流民成分的分析，说明四、五等户的地位最不稳定，终日忧心忡忡，时有破产之虞。处在“富者持其有余，厚立价以规利；贫者迫于不足，薄移税以速售”81，诸路县司官吏又对之不加厘正，甚至“厄塞细民，曲循豪倖”82的历史环境中，假五等户的增多及其普遍化，乃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通观前述荆湖、京畿、洛州、严州、淮南以及河北等地的情况，可知下户沦为佃农，遍及大江南北与黄河流域，确是带有全国性的普遍趋势。
六、关于真五等户
实质是无地佃客的假五等户既占全部五等户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其余三分之二的真五等户是否就是名副其实的自耕农呢?
文献记载表明，就是稍有田宅的真五等户，其经济状况亦与佃农相差无几。借用南宋真德秀的话来说，就是“盖其名虽有田，实不足以自给”，“其为可怜者，更甚于无田之家。”83为确切判定其阶层属性，还须对真五等户的物力、田亩、产量及消费等项经济状况逐一进行考察。
按照宋代户籍的有关规定，物力(即一户农家的全部资产总值)在三十八贯五百文以下者，即为第五等户。孝宗淳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诏书载：“……元科则例，自三十八千五百以上为四等，合科和买；三十八千五百以下为下五等，免科。”84既称“元科则例”，可见并非淳熙年间的新规定，而是早已有之的老惯例。可能自北宋以来不少地方即是按此标准划分户等的，只是到了淳熙年间被中央政府法定化为全国性的统一标准罢了。
这些物力大致可以拥有多少田地呢?依两浙会稽县例，“第一等田每亩计物力钱二贯七百文，第二等二贯五百[文]，第三等二贯文，第四等一贯五百文，第五等一贯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85。按照中等之田每亩物力两贯计，有田二十亩者，物力即达四十贯文，已属第四等户。物力虽以田亩为主要内容，但不少地方农具、家什、房舍甚至畜犬所值，均被括估在内。用《宋会要》上的话来说，就是“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值以为物力。至于农甿、耕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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