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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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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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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些推测估计，又因撰述者认识、经验和各地实际情况的种种差异而不尽一致。这些，对于我们分析上、下户比重之变动趋势，造成了无确定数字可资比较的极大困难，只好到当时文献记载的“夹缝”中去辗转以求作为其替代办法了。
北宋中叶，大官僚张方平在上、下户比重问题上先后说过两段不同的话：“天下州县人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版簿，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65；“至于五等版簿，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此旧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旧制不任差役者也。”66这两段话对上、下户比重的估计是有差异的。由于这是出自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观察结果，因而这种差异因排除了不同个人的主观偏差而具有了可比性；加之此人历仕仁、英、神三朝，具有比较丰富的从政经验，所以这种可比性又因其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而显得比较靠得住。考诸原书，第二段话当为神宗熙宁变法期间的言论无疑。第一段，李焘明确系于“仁宗庆历元年门(1041)二月”67。
从庆历到熙宁近三十年间，在同一个人的估计中，上户比例从接近百分之二十(“五分之一”)下降到不足百分之十(“万不满千”)；下户比例从不足百分之九十(“十分之九”)到超过百分之九十(“不啻九千”)。这就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北宋中叶以后，下户比重确在不断增长之中。
不只张方平一人看到了这一趋势。神宗年间，苏辙说：“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68苏轼说：“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五一二矣。”69刘挚说：州县“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70熙宁三年(1070)，“知谏院吴充言：‘……又近年以来上户寝少，中下户寝多’。”71南宋孝宗时，董煟说：“今之乡落，所谓上户亦不多矣。”72这些言论，反映的均是同一变化趋势，即宋代下户比例一直在持续上升。
以往，学术界一般认为，上三等户属于地主阶级范畴，下户即四、五等户是以自耕农、半自耕农为主，这种观点为多种通史、论文乃至一些大学讲义所共采，几可视为学术界之定论。如此说来，主户集团中上户比重下降、下户比重上升这一趋势，似乎表明宋代自耕农阶层在增长之中。也许这正是一些论文、著述误人歧途，认为宋代自耕农数量不少、甚至占一半以上的根据所在。仔细考察下来，上述“定论”疑点尚多，实有重新研讨的必要。笔者认为，就宋代下户的主体而言，与其认为是属于独立性的自耕农经济，毋宁归人契约性的佃农经济更为符合历史实际。近年来已有人指出：“乡村下户和客户中多是佃农和半自耕农。”73这是很有见地的论断。稍嫌不足的是对下户中佃农究竟多到什么程度未作定量分析，亦未分别不同时期进行动态的观察。其实，在北宋最初的数十年间，多数下户作为自耕农还是名副其实的。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恶性膨胀与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下户的经济地位与佃农阶层日趋接近。其中相当一部分沦为佃农只是北宋中叶及其以后的事。而对这个“相当部分”进行定量分析，乃是确切判定北宋下户阶层属性的基本依据。搞清楚这个性质问题，对于理解农民阶级内部构成在唐宋之际的重大变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五、关于假五等户
众所周知，第五等户处在主户与客户的分界线上，向有真假之分。所谓假五等户，就是“产去税存”的“无产税户”。他们“田产已去”而“割税不尽”，只好年年抱纳无地之税，实质上已完全沦为佃农。此类记载始见于北宋真宗时期，仁宗以后逐步增多，反映出假五等户所在多有，确实为数不少。
在荆湖南路，据司马光所言：“诸村多诡名。税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亦不可督。(李)南公(时知长沙县——引者)悉召其村豪右，谓之日：‘此田不过汝曹所典买耳。与汝期一月，为我推究。不则汝曹均输之。’及期，尽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74破产的四、五等户，为救一时之急，在卖地之时往往屈从于富姓豪右少割税或不割税的蛮横要求。所谓“诸村多诡名”，指的就是此类豪幸买田而不过税的作弊行为，因而在官方簿籍上，税役照旧挂在卖主名下。在这种情况下，此类下户或者抱税逃移，流离他乡，为人作客。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即见“民有倚典膏雨，抛下瘠薄之地，抱税逃移者”75；或者仍居原籍，作为买主之佃客，而承受租、税之双重压榨，如下面所述之刘显例。无论何种情况，他们既已产去税存，故已徒具主户之虚名了。
此类事例并不限于江南一带，中原地区亦多有之。“(仁宗天圣)九年二月十二日京兆府言：泾阳县民刘显等五户诉：‘先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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