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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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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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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皆所不免”86。所以第四等户所有田亩，亦有不足二十亩之数者。《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九“保甲”条载：“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并许州县保明，提举司审验，放免出丁。”就是不少下户田产不足二十亩的反映。事实上，四、五等户所有之资产，常常是“粟不足十石，钱不足五贯”。这由曾巩“救灾议”所言可证：“今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资，平日未有及此者也。”87据有人对历代粮食产量的研究，宋代南方稻田平均每亩出米二石，北方旱田每亩出粟一石88。按亩产二石计，十石之粟只是五亩之产；亩产一石，也不过十亩之地。北宋仁宗时，还有“(有田)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89的记载。宋神宗时，吕南公说：“税额所占至百十千、数千者，主户也；而百钱、十钱之所占者，亦为主户。”90宋代两税的一般原则是钱物并敛，同出田亩，夏秋两征；夏税敛钱，秋税输米。在具体数额上，各地标准不一。以夏税而言，亩纳数文、数十文至数百文不等，但凡经过中央政府整饬者，通常在三、四文之间91。按夏税亩纳四文计，百钱至十钱者，有田二十五亩至二点五亩。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推断，在多数情况下，第五等户所有之田亩在二十亩以下，以五、七亩至十来亩者居多。这么一点田亩所人，是否能够维持一家数口最低限度的生活呢?让我们再算一下口粮账。
北宋神宗时曾巩说：“以中户计之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92这里讲一户十人月需口粮五石，既是政府赈恤所支，当是最低限度的活命粮。宋代户籍统计数字表明，每户平均二口多点，此乃户版刻隐、诡名子户、分烟析产甚至瞒丁溺女等等原因所致，甚不可信。按小农家庭一户常有五口计，每月二石五斗，一年仅口粮即需三十石。按亩产二石计，则南方一户小农至少需地十五亩；按亩产一石计，则北方小农一户至少需地三十亩。籽种、衣着、税收、债息等等费用还不在内。前引沈括所述阳翟县一例，杜氏兄弟二家有田五十亩，则一家所耕即为二十五亩，勉强可得温饱，后来“兄之子娶妇”，这时按三家计平均每户十六七亩，然已是“所耕不足赡”了。不得已杜五郎携家出走，佃耕三十亩之外，还要“为人雇耕”才得食足。按平均租率“对半分”计，佃耕三十亩之收入相当于自有田十五亩，若扣去其中的赋役负担则还要更多些，大致是十七亩的样子”，然仍是不足维持。这些数字表明，在实际生活中，五口之家非有地二三十亩则无以自立。这与上面的推算恰相印证。
如上所述，绝大多数五等户均在这个水平以下。第四等户的境况稍稍好些，但与五等户十分接近。北宋哲宗时王岩叟说：“第三等以上人户皆能自足。”94反过来看，即是表明四、五等户多有不能自足者。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凡第四、五等户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95。一二十亩地维持口粮尚且不足，处在官租、私债重重压榨之下的广大下户，多以承佃乡里豪右之田亩为生。用宋人叶适的话来说，就是“(贫民下户)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96。
在宋代的公私记载中，下户因田产不足而别寻他业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北宋初年，“遂州小溪县石城镇仙女垭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数口，垦耕力作，常于乡里佣力，织草履自给。”97这是下户靠兼为雇农和小手工业者为生。宋神宗时，“知祥符张亚之为官户理索积年租课，至勘决不当偿债之人，沾卖欠人田产……”98。欠人租课而又自有田产，显然是下户兼营佃业。至南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所以朱嘉知南康军时，要求乡村都保将下户分为“作田几家”与“作他人田几家””这样两类。“作他人田”之下户显然是无地佃客，而且为数不少。否则，就没有必要分开统计了。宋代户籍分类中的另一种做法，则是将下户与客户干脆划归一类，以“仁、义、礼、智”四字为序，第三阶“礼”字类就是“五等下户及佃人之田、薄有艺业而饥荒难于求趁之人”100。这种做法的理由，即是在于下户只是“薄有艺业”，不足以维持起码的生活，而“佃人之田”则已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主要方式。惟其如此，宋代官方文件中通常都把下户与客户视同一体，相提并论。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少地下户的经济状况甚至还在无地佃客以下。“虽名为有产，大率所纳不过尺寸分厘、升合杪勺，虽有若无，不能自给。”l01其因即为“所占之地非能给其衣食，而所养常倚于营求，又有两税之徭，此其所以不如客户”102。处在“公上之须”和“债家之求”的夹缝中讨生活，就是此类少地下户较之无地佃客甚至更为痛苦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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