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
 |
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
|
|
有影响力的优势群体。
中举人仕的官员更是基层社会的代言人。在众多举子竞争中，只有少数资质优异、努力不懈或幸运者，才能中举人仕，成为官员。在宋代重视文官的政治传统中，进士出身除了可望晋升高位外，也获得社会的尊崇。不过，由于官多职少，要谋求高位，也要面临许多竞争与挑战。大多数的官员只能随宦海浮沉，或在地方担任基层的亲民官、州县学教授等职，久居下僚。有的官员在此时急流勇退，回到乡里从事教学及启迪后学的工作。像开启四明学风的楼郁，中进士后在家乡教书三十多年；⑤苏州士人朱长文中进士后，以疾不仕，回到家乡从事教学，并与同时退居苏州的士人崇大年、卢革、徐积等，一齐推动地方文化括动。⑥两宋之际江西吉州士人王庭珪，及南宋中期金坛人刘宰，也都只短暂任地方官，即因与当道不合，退隐回乡，从事乡里教化与救济活动。⑦
————————————
① 参见佐竹靖彦；《唐宋期间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闽王朝の形成から科举体制の展开まで》，《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4月，第419—466页；梁庚尧：《宋代福州士人与举业》，《东吴学报》第11期，2004年6月，第189—192页；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② 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子弟当习儒业》，第105页。
③ 参见邓小南：《龚明之与宋代苏州的龚氏家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1997年，第81—83页。
④ 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宋史研究集》23辑，第485—490页。
⑤ 参见黄宽重：《宋代四明土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第630页。
⑥ 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
⑦ 王庭珪事迹见周必大所撰《行状》及胡诠撰《墓志铭》，《卢溪文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页上—12页下。刘宰事迹见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之《刘宰和赈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307—359页。
即使是出任高官的士人，晚年也回到乡里。在官场的激烈竞争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或才能卓越，或因缘际会，才得以平步青云，获致高位；即使如此，这些官员也会遇上待阙、丁忧、贬斥，甚至自愿辞官或年老致仕，而要回归乡里。从元枯起，士人因政见不同，相互攻讦，掀起激烈党争，官员或斥或用，变易无常，士大夫难以久居高位，被贬或居乡，成为常例。南宋以来，先是和战形势丕变，主政者更迭不已，等到秦桧主和专权，大肆排斥异己，异议者相继被贬或罢归乡里，像张浚、赵鼎被贬，受到牵连而贬谪归乡的官员为数颇多。①孝宗即位后，独断朝政，宰职难得久任，旋即外放或罢归。可以说从北宋晚期到南宋中叶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政局变动频繁，官员除极少数人外，难以长期秉政。况且南宋以来，官多阙少的问题愈益严重，待阙的官员愈来愈多，而且年限更为延长，使得高官或名宦赋闲在家的现象相当普遍。②史浩即说“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像史浩、汪大猷、楼钥、朱熹、吕祖谦、袁燮等名臣，都曾长期乡居。退出朝政，虽不免难伸壮志，但他们拥有高官、名士的威望，在家乡仍是地方上领袖一方的耆老，主导或推动地方事务；而且乡贤的身份与仕宦的经验，既是朝廷了解吏治、掌握舆情的重要管道，也是地方官征询政务的重要对象。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在乡里，仍然能拥有一言九鼎的分量。
乡居的官员或在乡谋生的士人，都是地方的菁英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成长环境，举业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乡谊、同学等关系，交流互动频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但获得知识与文化，有利于举业的竞争，而且这一学习知识的氛围，使他们彼此对身为“士人”的身份有所认同，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他们虽然在科举上际遇不同，在仕途上荣枯有别；但对乡里的共同关怀，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