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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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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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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无力从事建设及推动文化活动的窘境。如在明州州学、奉化、鄞县、慈溪、定海县学的兴修、重建过程中，当地富室与士族都扮演着参与或捐助的角色．其中奉化县富民汪伋、汪份兄弟最具代表性。汪氏兄弟都是陆学门人，在县府经费窘困、无力修建县学时，出资建大成殿，更新县学，重建广济桥，建造船舶，便利奉化与鄞县的交通，④为宋代四明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富豪在地方建设中既有参与，也有付出，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自然显露出来。
除了商业发达造就一批在基层社会贡献财力、发挥影响的富人之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来，大批致力举业，跻身仕宦的士人，更是基层社会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群体。宋廷在文治的政策下，透过开放式的考试制度，大规模开科取士，让有志仕途的士人进入官僚体系，并建立文官体制，尊崇文臣，使功名利禄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而通过教育是达成仕进的重要途径，于是官办的学校或私人兴建的书塾、书院都成为传递知识、学习举业的场所。朝廷又以优惠学子税役的方式促进教育的发展。加上雕版印刷发达，使书籍出版、流传更为容易．创业有成的小康之家，为了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采取种种有利于发展的策略，创造教育条件，鼓励子弟从事举业，以期晋身为仕宦之家．
在此一社会主流价值的驱使下，读书识字的人数急速增加，形成基层社会的优势群体。从北宋到南宋，士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其速率甚至可以用膨胀来形容。⑤以福州为例，乾道元年福州解发额当为六十二人，参加解试的人为一万七千余人，次年录取进士五十二人；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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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年。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
② 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278页。
③ 参见梁庚尧：《南宋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梁庚尧：《南宋的社仓》，《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第427—473页．
④ 袁燮：《絮斋集》卷19《从仕郎汪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页；参见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第657—658页。
⑤ 参见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306页；包弼德：《地方传统的重建——以明代的金华府为例》，李伯重、周生春主编：《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47—286页；梁庚尧：《南宋的贫士与贫官》，《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6期，《南宋的贡院》，《中国史学》第1卷；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文化公司，1980年。
熙元年(1174)参加解试者增为两万人，录取进士者为四十二人；录取率均在百分之一以下。从这份资料和其他研究结合来看，在南宋大约超过百分九十九以上的士人，仍被排挤在仕宦大门之外。①可见读书业儒的士人在南宋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定期的科举考试，不断吸引着新成员的加入，使士人的阵容不断扩大，其中虽然只有少数人能当官，绝大部分的人则为谋生计，需要暂时或永久放弃举业。一如袁采所说：“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②他们进入职场的途径很多，譬如在商业活动中担任牙人，从事法律公证事物的书铺，甚至从事医生、工商活动等；但多数仍以知识谋生，如被延聘在书塾、书院教学，或担任启蒙工作的乡先生等。像苏州人龚明之以授徒为业，同时致力举业，为期三十余年，到八十多岁才得以特恩授官。③四明袁氏中的袁章、袁方、袁槱也是在大半辈子中一面教书，一面准备考试。袁章五十岁才中进士，袁槱则五十六岁才举特奏名进士。④知识成为士人的谋生工具，各有专业发展，但在科举社会中“士人”所从事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儒业，这样的身份，使他们可以突破职业樊篱与官民的界限，出入县衙。而且，由于学识相当、求学背景相同的同乡、同学交游结社，相互来往，在基层社会自然形成具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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