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  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吏户》。

  ⑨  参见张谷源：《宋代乡书手的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6月，第5章，第132—134页；黄繁光：《南宋中晚期役法实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4—247页。

  ⑩  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1—724页。

    宋代官员的任用制度，也加重了胥吏在基层社会的角色分量。宋王朝透过科举考试，拔擢了大量的士大夫进入官僚体系，并任之为亲民官；担任州县亲民官，是士人仕宦的重要经历。但宋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官员把持地方及澄清吏治，建立官吏任用制度，凡担任路、州、县的亲民官，需要回避本贯、寄居地、回避祖产和妻家田产所在地、回避亲属等，并遵守定期轮调的种种规定。避籍、避亲制度形成于仁宗朝，到南宋已趋完备，执行也相当确实，只有在父母年老或为优待元老重臣等较特殊的情况下，官员才可以与近地、守乡邦。这些制度的设计，虽未必能达到“官无徇私之嫌，士无不平之叹”的目的，不同朝代执行的宽严也有别，但总体而言，对澄清宋朝的吏治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①

    这些回避及轮调的规定，却对地方行政产生了不少负面作用。如轮调制度的实施，会形成“郡县之臣，率二岁而易，甚者数月或仅暖席而去”，②“或未能尽识吏人之面，知职业之所主，已舍去矣”③的现象。而避籍制度所造成的语言障碍，沟通不易的情况，均使官员对他们所任职的地方以及所担任的职务多所隔阂，曾巩就对这个现象有很深刻的分析。④以致除极少数强敏干练的官员尚能做到“吏不敢欺，民不被害”⑤之外，大多数县政事务都要委诸胥吏。叶适就说：“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蹔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官举而归之吏，则朝廷之纲目，其在吏也何疑。”⑥说明由于胥吏熟悉法条规章，对地方民情风俗的了解比较彻底，使得官员在处理具体事务时，需要多倚仗他们。而且县政庞杂，县令实无法亲自处理这么繁琐的事务，许多事都要委由胥吏去办理。

宋政权南渡后，基层事务专业化的属性加强，胥吏在政务运作中的分量更重。叶适指出其缘由说：“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按指吏)。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⑦这就给予胥吏操控基层事务的空间，形成“吏强官弱”或“公人世界”的局面．宋廷规定县令的职责巨细靡遗，甚至需亲自定时为监狱牢门开锁，⑧但实际情况却与规定相违。以法律裁判而言，胡太初就指出：“在法，鞫勘必长官亲临，今也令多惮烦，率令狱吏自行审问，但视成款佥署，便为一定，甚至有狱囚不得一见知县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贿赂，视多寡为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⑨真德秀也指出：“访闻诸县，闻有轻置人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⑩以致舒璘有“官员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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