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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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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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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彼此联系，互相援引，而且习于以乡里事务为话题。一旦辞官回乡，乡里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以彼此认同的身份、共同的文化为基础，不叙年齿、穷达，结成一个群体，以诗文结社，相互游赏酬唱。更重要的，他们是地方的表率，在推动文艺活动之外，还负有教化的责任，③于是，他们或以个人或藉群体的力量，从事慈善救济、公共建设，推动公益活动或排纷解难，成为乡里长者。史浩、汪大猷、楼钥等人，先后在家乡组织诗社、推动修建学校、乡曲义庄、乡饮酒礼等公共建设和社会公益文化活动，为四明作出重要贡献。④其中像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社会救助活动，不仅由士人出面组织，而且有规章与制度性的管理，以及长期的运作，成为地域性的互助团体。这种经由士人间的合作所形成的地方意识，超越个人与家族，其所发挥济世理念的群体意识，正是南宋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
南宋时代乡居士人、官员乃至富人，关怀乡里，除出钱出力，共同推动地方官学乃至书院的兴建外，更积极与地方长官合作，争取书院赐额。书院获得朝廷赐额，表示官方承认其地位，是地方的一项荣誉。宋代书院虽盛，但除北宋初年嵩阳、岳麓、石鼓等书院获朝廷赐额外，鲜见赐额之事。直到朱熹兴建白鹿洞书院，获得朝廷赐额、赐书之后，书院申请赐额成为地方要事。不过，在宁宗之前，宋廷赐额不多，如清湘书院前后费时数十年，到宝庆元年(1224)才获得赐额。⑤理宗一朝书院趋于普遍，赐额数量也加多，其后更将赐额变成荣宠大臣的一种方式。从争取书院赐额的过程中，更能显示地方菁英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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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立言举出因赵鼎受牵连的南宋士人与官员达34人，见《从赵鼎<家训笔录>看南宋浙东的一个士大夫家族》，《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44—545页。张浚因郦琼兵变被罢，受牵连的党人也不少，见黄宽重：《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0年，第78—79页。
② 参见竺沙雅章：《宋代官僚の寄居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1号，1982年。
③ 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国学研究》第3卷，第479—480页．
④ 参见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新史学》第4卷第4期，1993年，第45—93页；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
⑤ 程珌：《箔水集》卷7《赐名清湘书院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5页。
⑥ 如理宗淳祐年间赐参知政事应繇为宗族子弟所建书院为翁州书院，即是一例，见冯福京：《昌国州图经》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下；参见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第166—170页。
地方权势之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也表现在祠庙制度上。祠庙制度，是由朝廷透过严密的审查程序，利用庙神的灵验，给予赐额、赐号，列入祀典。除了收揽人心之外，也是朝廷利用宗教，将中央的权威延伸到基层，积极介入地方社会，确立中央对地方末端控制的一项政策。据学者研究，唐、五代对祠庙的赐额、赐号并不多，民间祠庙尚得不到朝廷的正式认同。宋神宗以后，祠庙制度有进一步发展，至徽宗时期祠庙赐额的数量激增。徽宗朝祠庙赐封赐额增多的原因之一，显然与地方秩序有关。当宋金联盟灭辽，进而爆发战争时，境内又因花石纲引发江浙地区变乱，在官府无力平定乱事的情况下，地方大族起而组织自卫武力，借着神力凝聚人心，抗拒入侵者，稳定了地方秩序。于是地方豪强乃以神灵庇佑地方有功，通过州县向朝廷请求赐封，藉以保持或提高家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因此徽宗一朝，祠庙赐额数量的加多，既有朝廷增强对地方控制的用意，也体现了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滋长的声势。①
此后南宋在庙宇兴建与祠庙赐额的过程中，地方官和地方人士共同完成是主要形式，豪民巨族的作用尤其重要。地方家族在基层社会的宗教活动中，不仅角色重要，而且具有高度的延续性。像福建莆田方氏家族自神宗元丰六年(1083)以来，特别是南宋时期，在祥应庙的赐额和庙宇重修上一直居于主导者地位。②其他地方大族在南宋推动建庙与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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