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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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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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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赐额上的贡献，韩森教授(Valerie Hansen)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不拟赘述。③除民间神祠外，也有地方豪族为自己祖先立庙并向朝廷争取庙额，嘉定二年，鄞县人汤建中等地方人士，向宋廷请赐予政和年间废湖为田的楼异祠为丰惠庙，此事显然与其孙楼钥的角色有关。④理宗绍定年间，程珌辞官回休宁后，在家族中倡议买地立庙，祭祀程氏先祖程灵洗，并以保障乡里有功向朝廷申请赐额，获得“忠壮”的庙额。⑤
从地方大族为民间神祠或家族祖先立庙，争取赐额、赐号，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具有高度的延续性，而地方大族则在筹措经费、组织信众、兴建庙宇、举办庙会、申请赐额等活动中，主导推动，活动频繁；反之，对于官方祀典的神灵，其参与程度则有衰微之势。这种现象也说明地方势力借着争取本地祠神信仰合法性的同时，发挥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⑥
乡居官员、士人等地方乡贤，在基层社会既有积极参与建设、教化的活动，也有凭借威望、权势，勾结官员，唆使胥吏，侵夺官府或民众财物，为祸乡里的现象。这种例子在宋代典籍中颇多。如孝宗一朝曾任次相的大臣洪适在告老返乡后也曾侵占墓地，辟作园圃，以致遭人控诉；他甚至谋图将城旁的州学旧址作为园圃，遭到知州王十朋的拒绝。⑦淳熙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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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须江隆：《从祠朝制度的新局面来观察地域社会：唐宋变革论そ考之る》，日本第53回东方学会议论文，2003年11月。
② 参见方略：《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4册，第646—649页；参见须江隆：《从祠朝制度的新局面来观察地域社会：唐宋变革论そ考之る》。
③ 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皮庆生在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这一方面也有深入的探讨。
④ 王元恭修：《至正四明续志》卷9，《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页下。
⑤ 参见朱开宇：《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家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台大文史丛刊之124，2004年，第60—61页。
⑥ 参见皮庆生：《宋人的淫祀观——宋代祠神信仰的合法性研究之一》(未刊)。
⑦ 何晋勋：《宋代士大夫家族势力的构成——以鄱阳湖地区为例》，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5年6月，第57—59页；《盘洲文集》卷7，四部丛刊本，第6页；《宋史》卷38《王十朋传》，第11882页。
观文殿学士钱端礼也被检举“居台州，挟持威势，骚扰一郡，营治私第，凡竹木皆自取于民”。①朱熹记录他在南康军任满前，处罚违法士人及胥吏包庇的案件时，有人告诉他犯者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②袁采也记载地方豪强违法乱纪的事例，说：“居乡曲间，或有显贵之家，以州县观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资之家，以贿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势之时，州县不能谁何。”这些人在乡里把持短长、妄有论讼，或结集凶恶，强夺财物，侵占田产，州县不敢治罪。他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却没有办法，认为不必穷治，只好期待报应。③到宁宗时期，平江府昆山县所辖的地区仍见豪民怙资凭强，轻死犯法，或慢令县政，致使“役次难差”，形成治安死角。嘉定十年宋廷分创嘉定县以后，在官府努力下，情况才获得改善。④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许多法律诉讼的势力，都为地方豪右武断乡曲所致，是基层吏治纷扰的所在。⑤
地方大族倚仗权势甚至也干预地方政务。像苏州地区聚居许多衣冠侨寓的士人官员，习于干请，被认为是地方难治的根源，因此，乡居高官“不入州县”或“不造官府”，还特别受到表扬。⑥
总之，在传统社会中，乡居官员、士人或富豪，由于角色扮演的差异，形象有别。有的被乡里或官府视为排难解纷的长者，有的则被当作武断乡曲的豪横。⑦这种看似对立的类型与评价，其实都显示他们在基层社会拥有政治权力、人际网络、经济资本和教育文化资源，既协助官府，也代表地方，扩充自身的利益。因此，既可在不同的场域看到他们的身影，也可以从不同立场，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他们领导或参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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