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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精,胥吏取代职役,成为在基层社会介于官民之间实际操持业务的群体。此外,地方建设和地方教化更需要仰赖以乡居官员、士人和富人所形成的权势之家,共同协助,于是地方上出现以个人或透过家族间组成不同形式的群体,在书院、贡院等地方公共建设和乡曲义庄、社会救济等公益活动,配合官府活动贡献心力,乃至主导具地方色彩的诗社及乡饮酒礼等文化活动,并共同争取书院、寺庙的赐额及举办宗教活动.地方权势之家与朝廷命官的州县长官,共同合作,相互交流,一齐推动地方政务,成为基层社会政治运作与人际网络的基础。
    因此可以说,宋朝建立之后,是中央透过政治的变革,向基层伸展了统治力。但徽宗以后,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地方菁英与豪右所组成的基层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上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南宋时期更基于长期面临和战的困局,在军政、财政和政治上既需要仰赖地方,于是一方面修正强干弱枝政策,对地方释放部分权力;而另一方面县一级的基层官员,在推动政务与建设上也要藉助地方的力量,因此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官员一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彼此合作,互相依存;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社会的主要图像。因此,从基层政治运作及社会关系发展的角度看来,中国社会在唐宋之交与两宋之际都有转变,到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地方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宋以前的中国历史,同样存在着代表国家政治力的中央王朝与代表地方社会力的地方势力;彼此的关系,随着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发展与互动.地方势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与中央的互动和影响有别,呈现的方式与代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唐代的藩镇割据时,镇将把持地方,镇将就被视为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方势力。宋代由朝廷设置弓手、土兵,隶属于县尉、巡检,县这一级就被当成中央集权的象征.其实,基层社会仍有许多延续性的事务,只是宋廷透过制度的设计和实际政治的运作,伸展政治力于基层的行政区域时,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以知识为谋生的士人群体,以及凭借财力豪勇的地方豪强,所交织形成的社会力,在县这一行政地区,碰撞交流,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到了南宋,因着士人群体形成基层社会的主轴,而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共治的形态。
    在这一新的关系中,士人的身份与角色是很关键的。拥有知识的士人跨越了职业的界限,成为宋朝社会的主流价值,受到政治的宽容、社会的尊崇。宋廷重文并以科举取士,任之为官僚,读书中举成为个人与家庭发展的重要目标,知识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谋生的利器。在科举文化的政治体制下,蕴育了大批兼具天下观念与关怀乡土双重性格的士大夫,到南宋,成为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力,而且彼此认同感很强的庞大群体。中举为官的士人到外地出任亲民官,成为伸张朝廷政治权力的代表。但限于制度结构与现实环境,地方官员需要仰赖地方权势之家的协助,才能有效伸张统治权,于是产生了社会力量在所谓“中央集权”制度中得以发挥空间的契机。于此,未仕或乡居士人的角色便更显重要,这些士人凭借经济力或社会声望,协助推行地方教化与推动地方建设,更由于他们超越个人与家族的范畴,集体合作,共同规划、执行如社仓、义役、乡曲义庄等长期性的社会互助组织,塑造具有小区意识的文化模式,成为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士人作为基层社会的意见领袖,和拥有实力的豪强与实务经验的胥吏,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势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事务,以不同立场,扮演不同角色,在实际运作中形成政治力与社会力或疏或密、或顺或逆的互动关系。以至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与问题,看到由北宋到南宋以县为主的基层社会,出现政治力与社会力之间多样性的动态发展。但呈现更多的,仍是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合作的景象,正是士人群体在其中发挥影响力的结果。这一态势不仅是观察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也可以由此一线索,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世以降基层社会发展的状况。
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我们固然看到乡居官员、士人、富豪、胥吏共同组成地方势力的主干,士人也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但在基层社会实际政治社会运作及影响中,朝廷差遣的亲民官——知州、县令等人,仍是基层政治社会的枢纽。士人出身的身份,使这些官员既拥有社会声望,又能代表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权,集行政、司法、警察权于一身,是基层社会权力的泉源;在社会秩序、司法治安到文化教育等各层面,亲民官都是政令的发号者和政策的主导者。即使最具民间色彩的乡曲义庄和社仓,县府都扮演着督导和善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看到南宋以降以士人缙绅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在乡里各种事务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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