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也并不能以此去否定租佃制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北宋大思想家李觏虽然推崇《周礼》田制，提出过均田与限田主张，但并不反对农民“依富家为浮客”，而且还认为，富家“役使者众则耕者益多”①。换言之，只有主佃间有着稳定的依附关系，才能保证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有效结合。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主佃间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对生产发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2．产权制度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土地买卖的过程，就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唐代陆贽说：“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咨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借，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②根据陆贽所言，租佃关系正是在土地买卖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从产权的角度来看，产权是由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组成的一束权利。各种权利之间既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又互有区别。唐宋时期，产权神圣地位的确立，使产权更为明晰，多种权利均具备实现的可能，导致各种权利的分化与重组。为了追求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土地所有者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势，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推动了租佃关系的发展；佃户为了追求对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占有，想方设法延长土地的使用时间，永佃制便应运而生。前引史料说到佃户租佃土地已有达五十年者，治平年间规定，“有租佃户及五十年者，如自收买，与于十分价内减三分”③，已可称得上是永佃。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还是李诚庄。魏泰《东轩笔录》卷八记载：汜县有一李诚庄，“方园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李诚，太祖时为邑酒务专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护官物及未能完成官府征集军用物资的任务，庄田为官府籍没。贾魏公当国之时，命陈道古与本县官吏措置出卖。陈至汜县后，在原价一万五千贯的基础上准备增价五千贯将庄田卖出。县尉侯叔献认为不可增价，并道其田土来历，主张由李诚后人购买。陈于是减价五千贯，“叔献乃召诚孙，俾买其田，诚孙曰：实荷公惠，奈甚贫何?叔献曰：吾有策也。即诏见佃户谕之曰：汝辈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今李孙欲买田，而患无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辈矣。汝辈必毁宅撤廪，离业而去，不免流离失职。何若醵钱借与诚孙，俾得此田，而汝辈常为佃户，不失居业，而两获所利耶?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孙卒得此田矣”。至于佃权的转让与买卖，则更取决于所有权和占有权、使用权的分离。随着佃权的转让、买卖，一大批人开始承佃土地，再行转租，以获取地租差额，所以产生了一批“二地主”，因此宋代的佃户不仅有真正以租佃土地为生的人，而且还有占有土地的地主以及官宦势要。因此，各种权利重组的过程就是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产权制度的确立，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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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李觏集》卷16《富国策第二》。

    ②  《全唐文》卷685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③  《宋会要辑辑稿·食货》63之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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