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富民”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兴起。由于土地私有产权地位的确立，土地摆脱了政治力量的强烈干预，“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成为了土地转移、让渡的基本方式与基本原则。于是，大批握有财富的人纷纷购买土地，积累财富，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富民”。所谓“富民”，是指那些仅仅占有财富而没有任何社会特权的群体。过去，我们在论及土地所有制关系时，因其与官豪势要一样占有大量田产，故往往将这一群体与官豪势要混在一起，这是不对的。马端临曾说：“贵者有力可以占田；富者有钱可以买田。”具体来说，“富民”就是“有钱可以买田”而致巨富的人。只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是这个阶层最本质的特征。在唐宋文献中，“富民”、“富户”、“富室”、“富人”、“富姓”一词大量而又频繁出现，表明“富民”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阶层并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富民”阶层的崛起，意义非常重大，它对唐宋社会有深刻的影响。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拟另文专题讨论。这里仅指出其对契约租佃关系发展的影响。唐宋社会，为什么土地所有者普遍要采取契约租佃关系进行剥削而不选择其他方式呢?不少学者认为，这与土地买卖造成的地块分散、不便集中经营有关。如唐兆梅先生就说：“‘不抑兼并’政策的普遍实施，促进了封建租佃制在宋代的广泛发展。由于唐宋之际土地买卖盛行，土地兼并急剧发展，土地转移迅速，所以宋代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形态，便突出地表现为地权集中而又地段分散的状态。一个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地产分布很广的地主，不再可能亲身监督生产，不再可能将农民全束缚在田庄上统一管理，集中控制，而是不得不采取分田出租的剥削方式。从而使唐代已出现的租佃契约关系，到宋代更加扩大，更加普遍，更加发展。使封建租佃制进一步取代了魏晋以迄唐前期的部曲佃客制，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型剥削方式。”①马克思在论及地租形态从劳役地租发展到实物地租时明确指出：在实物地租形态下，“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是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②。显然，契约租佃关系的发展，应是“各种关系的力量”，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与地块的分散与否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所以，契约租佃关系在唐宋社会发展并最终确立起自己的主导地位，这虽与地块的分散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导致契约租佃关系得到巨大发展并最终确立起主导地位的，应是“富民”阶层的崛起。“富民”兴起后，成为了土地占有关系中的主体，决定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发展。由于“富民”仅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这就决定了它要实现剥削，不能依靠超经济的特权，而只能使用经济手段。而契约租佃，正是一种以契约为纽带形成的“租”与“佃”的经济关系，因而为“富民”阶层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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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② 《资本论》第3卷，第895页。
4．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直接推动了土地的垦殖。上引史料说明，稳固的土地私有权是激发土地垦殖动力和对土地进行投入的基础。由于允许民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永业，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加入到土地垦殖之中。本来，在宋代初年荒闲田土还不少。宋太宗曾颁布过《募民耕旷土诏》。太宗雍熙三年，李觉上疏：“旷土颇多，辟之为利。”①太宗至道二年，陈靖上奏：今京畿周围二三十里，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方二三，税之人者，十五五六”②。同年，皇甫选又上言：“宿、亳、陈、蔡、邓、许、颖等州，荒田有二十多万顷。”③但是，到了宋真宗朝，“自景德以来，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④，在农业生产较为发展的江浙、四川等地，土地垦殖达到饱和状态。史书记载：“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之地。”⑤于是，人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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