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卷一七三載同年六月丁丑條：

新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王昺罷。昺，會從弟也。右正言凌哲劾昺凶狡刻薄，嘗諂事李椿年，辟充江東經界官，所至肆為殘酷，吏民有犯贓百錢者，不問法之輕重，一切籍產徙配，且言晝旨如此，每州破壞無慮數百家。故有是命。

又乙未條也載：

右朝請郎蔡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論樗投椿年為經界官，所至暴虐故也。

以上所舉鄭克、鍾世明、王莴、蔡樗四人，皆為椿年所舉用的經界官，其人品操守既不足稱，又以刻暴為手段，致遭民怨，椿年只求剋日見功，不計其他。即椿年個人亦不無執法過嚴之嫌。不過椿年並不是不留意人才，起用賢俊，如選派汪大猷為經界覆視核實官即為顯例，據前樓鑰撰《汪大猷行狀》載：

李公椿年建議行經界，選公為龍游縣核實官，約束嚴峻，已量之田，隱藏畝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氣臨人，無敢忤者。公獨曰：愚民不識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供反多，須使之首復乃可並行。李公問當何如?公曰：凡有不實，許其自陳，俟驗實與改正。悉皆施行，受賜者已不知其幾。既至，躬行阡陌，唱弓量之目，則已默記其廣袤之實，吏運籌久之，無毫釐差，觀者以為神。凡事俱有方略。邑人鼓舞，旁縣皆取為法。事畢，躬納圖賬。(《攻媿集》卷八八)

足見椿年並非剛愎自用的人，在措置經界運用的方略上，亦能從善如流，一改其嚴厲刻暴的作風，而為之輕刑省費，其明達事理如此!可是當時全國上下並不能盡體椿年的用心，合作無間地完成此一空前的興革事業，而且椿年所選用的幹部，亦並非人人如汪大猷般善進忠言，協同一致，辦好土地經界工作，所以經界的推行不善，當非椿年一個人的責任了。

    還有，經界的目的本為均税，然經界後税賦仍然不均。其原因為：在經界前，承向來傳統，有田主住在乙鄉，卻在甲鄉納税的；經界後，則理為於坐落鄉分供具納税，就發生甲鄉有無田之税，乙鄉有無税之田之弊。如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知臨江軍王伯淮奏：

臨江軍倚郭清江縣(修德鄉)，有税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人烟田產並在筠州高安縣新豐鄉，(該鄉)第一第二等户，其苗税卻坐落在本縣修德鄉。上項苗税，在經界法謂之窎佃，在鄉村謂之包套，未經界之前尚可追理，經界既定，兩縣各隨產經量，承認本鄉元額苗税，則清江有税無田，高安有田無税。本軍不绝人户陳訴，雖累行關移，乞隨產坐落苗税，而高安不即承受。又兩縣一時結局，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税增均於元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税之田减均於元額之税。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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