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2） |
 |
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
|
|
一方来看，情形也完全一样。因此，(3)“不用见钱”的意思就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场合，只需要铜钱作为价值尺度在观念上存在；实在不必把它当作流通手段，让它真正地出现。
农村中常见的还有房屋、田地、牲畜，以至人身的买卖和借贷的支付。这些经济活动多是由于卖者借者缺乏布帛菽粟等必需的生活资料、为饥寒所迫、不得不接受当地剥削者的兼并而出现的。(商贩由于流动，较少参加这种剥削。)农村剥削者(当然主要是地主)的经济也是自然性质，其所有的剥削手段也是布帛菽粟。假若农民向他卖得或借得铜钱，仍不能不用那铜钱又向他去购买。这当然也是不必要的。因此，这种买卖借贷同样可以直截了当地使用生产物。上文曾指出：《敦煌资料》(第一辑)所辑敦煌契约文书近百件，竟无一例使用铜钱，就是这个道理。兹迻录几件于此。
1. 唐乾宁四年张全义卖宅舍契(斯3877)：
“永宁坊巷东壁上舍内东房子壹口并屋木，……从乾宁四年丁巳岁正月二十九日，平康乡百姓张全义为阙少粮用，遂将上件祖父舍兼屋木出卖与洪润乡百姓令狐信通兄弟，都断作价值伍拾硕，内斛斗干货各半。……”
2. 丙子年阿吴卖儿契(斯3877)：
“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为缘夫主早亡，男女碎小，无人救急，济供衣食，债负深圹。今将福生儿庆德，柒岁，时丙子年正月廿五日，立契出卖与洪润乡百姓令狐信通，断作时价干湿共叁拾石。当日交相分付讫，一无玄〔悬〕欠。……”
3. 甲子年氾怀通兄弟贷生绢契(伯3565)：
“甲子年三月一日立契，当巷氾怀通兄弟等，家内欠少匹白，遂于李法律面上贷白生绢壹匹，长叁丈捌尺，幅阔贰尺半寸。其绢贷后，到秋还利麦粟肆石，比至来年二月末填还本绢。……”
4.辛巳年康不子借生绢契(伯633)：
“辛巳年二月十三立契，慈惠乡百姓康不子，为缘家内欠少布帛，遂于莫高乡百姓索骨子面上，借黄生丝绢壹〔匹〕。长三丈七尺五寸。……”
其他的卖契借约率类似。在这里，使用布帛谷物就足以应付交换或支付的需要了。
但是，据前引齐抗所说“农人”“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的话看来，在农村的交换中，更多用的是绢。(按：唐人习语常“布帛”连称，而实际所指多为帛。如上录康不子借生绢契，上言布帛，下面借的却是绢，即其一例。唐代文献中，用布之例绝少见〔50〕。)唐代律令以绢计赃、平功庸的规定，自然同样适用于乡村，也可旁证这一点。具体使用的事例如《云仙杂记》卷四所载：
“开成中，物价至微。村落买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
从这种把绢帛“裂为匹尺，以济有无”的现象看来，绢帛在农村里具有流通手段的作用是显然的。
为什么绢帛会具有流通手段的作用呢?在买卖鱼肉这种细碎交换的场合，为什么不使用比绢帛更易于分割的铜钱或谷物呢?这是因为：(1)绢帛是农村的生产物之一，便于取给应用；(2)它是一种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当人们不用它进行交换的时候，可以直接消费它；(3)它在农村以外的市场上，有着更为发展的货币职能，人们握有了它，可以进行任何种交换。就前两点而言，它和谷物相类而和铜钱不同；就后一点而言，它和谷物不同而和铜钱相类。可以说，它兼具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短，因而人们便更多地使用它。
但应指出：上面三点中的最后一点是决定性的。因为唐代的农村，虽然自然经济仍很顽固，但比之以前，已与外界有较多的经济联系。在外界(主要是城市)的要求和影响下，绢帛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是很自然的事情。试再检《敦煌资料》(第一辑)中的借约便可看到：凡举债人不离本乡的，多是缺甚借甚；若一离本乡，如“入奏充使”、“往西州充使”、“往伊州充使”，则一律借的是绢。为什么这样呢?很明显，不惟是绢帛轻便易赍，而且是它在城市或其他乡村中具有货币职能，可以作为川资之用〔51〕。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城市里环绕着绢帛而进行的交换。
唐代城市里的商品很不少，商业贸易很发达。从唐人对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成都……的描述看来，商品种类的繁多盖难以枚举。但是，就大宗商品而言，在茶业大盛之前，执商品界牛耳的实惟绢帛而已。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尽管长安市上的商品极众，但那里的最大的商人和最富有的官僚所主要追求囤积的却是绢帛。例如高宗时能够交通帝王的大贾邹凤炽，
“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52〕
又如玄宗誉之为“天下之富”的王元宝，对玄宗自夸其富豪道：
“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尽。”〔53〕
又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