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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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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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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侧身于其间。
当然，不可能每个商人都是绢商，也不可能每个绢商手中的商品尽能适应一切买者的需要。但是，既然社会的最大购买力表现为绢帛，而绢帛又有着最广阔的销路，那么，其他商人虽不从事绢帛贸易，也势必要借助绢帛来进行贸易。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出售商品，得适应买者，接受其绢帛；另一方面，得到绢帛之后，可以旋即转贸给绢商，又并无壅滞之患。这于他们无不利，他们何必拒用绢帛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人实际等于绢商的代理人；而绢帛在他们手中，也就由一般的交换手段变成了流通手段。这种交换方式扩张开去，一切人都可以使用绢帛，市场上便“钱帛兼行”了。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绢帛在作为流通手段而流通的时候，能不能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依据我们所看到的实例，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借助于铜钱；一是独立来表现。前者是，绢帛以其铜钱价格和其他商品的铜钱价格相比，经过折合，然后支付。如《唐国史补》卷上载：
“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童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叟，车轻得进，群噪而前。”
这个故事表明：用钱或绢，完全无别；至于价值尺度则是铜钱。
但据另一些例子看来，绢帛也可以径行表示物价〔58〕。因之，有的物价记录，时而以钱，时而以绢。如《新唐书·食货志》载：
“贞观初，……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
《旧唐书·郭无振传》载：
“〔武后时，〕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
同是谷物价格，前一则以绢表其贵，以钱表其贱；后一则反是。这说明，谷物有两个价格：铜钱价格和绢帛价格。绢帛是有着一定的价值尺度职能的。
绢帛之所以能具有一定的价值尺度职能有其必然的理由：第一，既然在许多场合径用绢帛来进行交换，那么许多商品的价值自然会表现为绢帛价格；第二，绢帛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所普遍生产的东西〔59〕，人们一般都知道一匹绢含有多少劳动，因此，在铜钱流通有局限的情况下，它适宜于体现社会劳动(因此，唐朝律令“平功庸”，一以绢为准而不用钱；“平赃”虽计以钱，而最后还得折成绢〔60〕)；第三，封建朝廷为了征收绢帛，很久以来就规定了匹绢的长度、宽度、重量、质量〔61〕，绢帛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绢帛是市场最广、流通量最大的商品这个条件。马克思说：“等价形态是社会地附着在特种商品的自然形态上，这特种商品因此成了货币商品，或当作货币来发生机能。”〔62〕这所说的“特种商品”，依据马克思在别处所作的规定是，“具有最普遍的使用价值的商品”，“财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63〕“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要素”〔64〕。恩格斯也说过：货币是“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贵重的商品”来充当的〔65〕。从经济史上看，绢帛在北魏时期，已日益显著地具备这一切条件，是一种既平常而又贵重的“特种商品”了，它“因此成了货币商品，或当作货币来发生机能”。在唐代，这些条件依然存在并有所发展，所以它仍能保持货币商品的资格，和铜钱一齐流通。
但是，应该注意到，绢帛和铜钱毕竟不同。铜钱虽然微贱，但它是一种脱离价值实体的金属铸币，货币形态更为完整。至于绢帛，它在市场上，基本上是一种“一般商品”。尽管总的看去，它和铜钱终日交织地、不停地一块儿流通，但就一匹绢而言，它只是在它的商品流通过程中暂时一尽货币的职能。它不可能穿上货币服装，长期流通不止。(假若它不迅速退出流通，那就要丧失或减少使用价值。)因此，它作为货币只能适应于简单的商品货币关系。从货币形态的发展说来，它是比铜钱远为落后的。 四 余论
上面，我们粗略地分析了钱帛兼行的原因。现在还要说一说几个有关钱帛兼行的问题。
第一是钱帛的运动和变化问题。在唐代三百年中，虽说钱帛始终都相兼而行，但其间不是没有运动和变化的。显著的变动是，自唐代中叶以后，铜钱的流通日渐扩大，绢帛日益受到排挤。这个现象，李剑农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中已先言及。他引据开元九年、开元二十二年和元和六年的三道制敕〔66〕指出：“一、市肆交易，商人不愿收受绢帛，即绢帛之势力，日趋衰落；二、钱之需要日增，常呈钱荒之象，故政府屡以制敕救济之；三、由上述二种事实，间接即可窥见商业向上之趋势。”所说完全正确。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李先生纯以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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