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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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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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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聚敛著称的杨国忠，
“既居要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绢至三千万匹。”〔54〕
又如文宗时的郑注，
“既籍没其家财，得绢一百万匹，他货称是。”〔55〕
如此之辈盖可称之为有“绢癖”。其他有绢癖者，虽未必尽如他们之豪，但为数也一定不少。不说自明，他们聚积偌大数量的绢，不惟富豪巨贾不是为了实现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贵族官僚也只能是为了向市场进行交换。这反映，在商业中心的长安，绢帛具有多么大的势力！
绢帛之所以具有特别大的势力，原因在于它有着特别广阔的市场。我们知道，早在汉代，中原输出的丝绢就已远及塞外、西域、印度、西亚、乃至于西方的罗马帝国。当时人曾把取道新疆、通往中亚的商道称为“丝路”；希腊罗马人则把中国径称为“赛里斯国”〔56〕，惟当时的输出仍未很盛，所以在较远的地方绢帛还是一种难得之物，被视若奇珍〔57〕，汉代以后，中原多故，丝绢输出未闻有若何发展；直至南北朝后期，始显然又渐趋活泼。到了唐代，一则由于中原生产的发展，绢的产地和产量大为增加；再则由于各族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交换绢帛的需要加多加切；益以唐帝国的强大为经济交流提供了条件；于是绢帛的市场空前扩大，绢帛成了唐朝对四周各族各国进行交换的强有力的手段。其著者如唐廷与突厥、回鹘……的交易以及对他们的赠与就主要是用绢帛支付的。除此以外，私人和商贾也无不如此。如《旧唐书·赵憬传》载：“前后使回纥者，多私赍缯絮蕃中市马，回以窥利。”《归崇敬传》载：“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党项羌传》载：“〔元和间〕，部部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都是其例。同时，绢帛还波浪般地经过边疆各族商贾之手，辗转流通到更远的地区。其数量之巨、规模之大竟使一些位于商道上的少数民族也充斥绢帛，并用来作为货币，虽然他们那里并不盛产丝绢。如南诏，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第八》载：
“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又如高昌，直到宋初还有人看到那里在用绢。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四载：“太平兴国六年五月，诏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来上云：……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马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者才直一丈。……”把这种现象和前引《敦煌资料》“往西州充使”、“往伊州充使”而借绢的借约联系起来，就可看到那里一贯在流通着绢帛。这些地区的绢帛无疑主要是从中原陇蜀流去的。以上所述，自然只是一些片断的反映，但即此已可概见，绢帛的市场是多么广阔。由是不难理解：为什么绢帛成了最能吸引商人资本的磁石，使得无数的唐商、胡商、蕃商……趋之若鹜地到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城市里去猎取它。
现在要从另外一面来看一看，作为一种商品，它是怎样走到市场上来的。就唐代的社会结构看去，它的来路大略有三：一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抛出的剩余消费品；二是农民的部分剩余生产品；三是城市丝织手工业者的生产品。在这三条来路中，当然以第一条为最巨，第二条次之，第三条又次之。这是因为剥削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农民阶级占有直接生产者的绝大多数，而城市小手工业者为数最少的缘故。然而正是第一、第二条路上来的绢，当其进入交换过程之前，却并不曾是商品。不言而知，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的绢是通过庸调、贡献、禄赐、地租、赂遗……得来的。如李袭誉的绢是靠了那“赐桑千树”；杨国忠的三千万匹是靠了“中外饷遗”……其间并没有什么市场关系。农民的绢是自己生产的；从在永业田上栽桑，到从家内织机上断下匹帛，全部生产过程也都和市场无关。(自然不是丝毫没有，比方置备织机就可能要通过市场。但除此极少的交换外，一般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只有城市小手工业者，不能不和市场相联系。他们必须购买原料、生活资料……才能进行绢的生产。
从这三条路上来的绢，当其进入交换过程时，又依其来路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农民用他的绢直接向商贩交换盐铁之类的必需品；城市小手工业者用他的绢去换取铜钱；这在前边已经述及了。这里要说的是，那些为数最巨的、剥削阶级的绢怎样进入市场。假若只从交换的性质上看，那么他们的交换实际和农民的无殊：第一，他们不需要换取铜钱去购买原料和生活资料；第二，他们卖绢的目的是为了换取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因此，只要商人愿意接受他们的绢，他们当然用不着先换成铜钱，然后才去购买。而商人呢，如上所述，正在四处猎取绢帛。假若他们交易的对方用绢帛作为手段来购买他们的商品，那正好是投其所好，他们当然也是乐于接受的。这种交易，实际上仍是双方同时互为买主和卖主，不惟不需要“面目滥恶”的铜钱为之媒介，即令是光彩夺目的金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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