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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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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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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赃者》条云：“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疏议曰：‘……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其赃，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假有人蒲州盗盐，州事发，盐已费用，依令悬平。即取蒲州中估之盐，准蒲州上绢之价，于州断决之类。……’”〔61〕参看王国维《释币》，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26。
〔62〕《资本论》第一卷，第5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4〕《资本论》第一卷，第75页。
〔65〕《反杜林论》第32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6〕〔69〕这三道制敕是，(1)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制：“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全唐文》卷二五)；()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敕：“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间，宜有变革。自今已后，所有庄宅以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3)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制：“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委度支盐铁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数条流闻奏。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均见《唐会要》卷八九《泉货》)。按：类此诏敕尚有开元二十年、贞元十二年的两道，内容略同，今不具录。
〔67〕《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217页云：“……以绢帛与铜钱相较，其使用价值，虽不下于铜，若用为偿付物价，则不如铜钱之方便，用为资财储藏，亦不如铜钱之安稳(布帛久藏有损坏、变质之虞)。以此，实际商人之授受间，铜钱势力恒在绢帛之上。”按：钱帛自然属性的不同，自古而然，且古人早已知之，不待此时始显现；又据前所述，铜钱势力亦不恒在绢帛之上。
〔68〕《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
〔70〕参看加藤繁：《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均见《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中译本。(1962)
〔71〕《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87页。
〔72〕《通鉴》卷二一二载(两《唐书·食货志》及《唐会要》卷八五《逃户》略同)：开远九年，宇文融检括逃户，“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约为开元二十年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强)“融献策：……逃户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旧唐书·食货志》谓：“得钱数百万贯。”这一事，一方面可见聚敛之酷；一方面反映逃户可以榨取的是铜钱。
〔73〕见《通鉴》卷二四一。
〔74〕见《通鉴》卷二四二及《新唐书·食货志》。
〔75〕《日知录》卷一一《银》。
〔76〕马克思说：“……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1133页。)
〔77〕《旧唐书·食货志》。
〔78〕《新唐书·食货志》。
〔79〕《隋书·食货志》载：北周武帝保定年间(公元56～565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夏鼐先生据近年从新疆、青海、西安、洛阳等地隋唐古墓中发现的金银币考释说：“北周时在河西诸郡所流通的‘西域金银之钱’，大概是东罗马的金币和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当然，其中可能也有西域他国的金银币。当时西域许多商胡前来河西诸郡交市，西域金银也流入了该地；……”(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咸阳底张湾隋唐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
〔80〕《资本论》第三卷，第405页。
〔81〕《资本论》第三卷，第403页。中译本无“不”字，误。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9年版英译本作：“The less developed the production, the more wealth in money is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 of merchants……”今从英译本补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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