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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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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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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自然属性的不同解释之〔67〕，则似有未谛。我们认为，基本的原因是唐初以来生产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有所扩大，商品种类有所增加，市场交换向前推进了一步。最突出而具代表性的是茶叶产量的增多及其市场的开拓。这一异军突起的大宗商品，大约自唐代中叶起，便把商人资本大量地从绢帛方面逐步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唐德宗(公元780—80年)时人封演说：开元后，北方饮茶已成风俗。“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68〕这段记载说明：茶叶的国内市场已经普遍存在，国外市场已经开始发展(回鹘市茶尚引以为怪，足见才是开始)，商人资本已经颇多向茶业转移。(茶业这以后的发展可以从唐朝茶税的逐步增加上见之。详见《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此不备述。)加上其他商品交换的增加，商人资本便不能专注于绢帛。于是，绢帛虽仍属大宗，但已不复是无限止的、随处可以遇到商人收购的商品，因之它的货币机能便不能不受到阻滞、削弱，终至于丧失。与此同时，铜钱的流通则相应地扩大了。因为，在绢帛日渐卸去货币职能而新的货币(即白银)又未能迅即引入流通的条件下，市场交换自然只能更多地使用铜钱，从而商人资本和一切剥削者对铜钱表现出越来越大的贪婪。元和六年制特别提到：“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69〕《旧唐书·食货志》载：“时，京师闾里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由此可见当时“高赀大贾”竞逐铜钱的一斑。(试把这种现象和邹凤炽、王元宝、杨国忠之流大批囤积绢帛的事实作一对比)
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经济作物栽培的推广，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及其交换需要也发展了。以茶一项而言，据陆羽《茶经》，当时产茶之州即多至四十有余，几遍及江汉流域和东南、西南地区。像茶这样的经济作物，无疑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至于自给乃其余事。这就使得农村中的交换发生了变化，市场关系稍稍有所扩张。集中反映这一点的是，所谓的“草市”、“虚市”等农村定期集市，自唐代中叶以后，显著地发达起来了〔70〕。同时，在生产关系上，诚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唐代中叶以后，由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农村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接近于租佃关系的大量的佃农与部分的短工。”〔71〕这些人，尤其是短工，和城市小生产者相类，不能不依赖市场为生，因而不能不需要铜钱那样的货币〔72〕。这样，铜钱就渐渐渗入了农村。
但是，铜钱渗入农村的过程是进行得颇为缓慢的。直到长庆年间(公元8～8年)，韩愈、白居易等人还指陈，当时的农村缺乏铜钱。元和十四年(公元89年)，李翱上言，请“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73〕。长庆元年，杨於陵果然这样办了〔74〕。这说明：铜钱在农村尚未取得对绢帛的优势。城市的情形则与此不同。铜钱的优势，这时是绝对地确立了，然而要把绢帛从货币流通中完全排除，也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大体说来，钱帛兼行是与唐朝相始终的。因此，尽管唐代后期有许多变化，整个唐代仍属于钱帛兼行时期。
其次一个问题是唐代是否流通金银货币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是否定的，如顾炎武之说；他说：“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75〕另一种是肯定的，如加藤繁之说，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我们的观点是赞同前者而不取后者。因为(1)依照本文以上的论述，金银在唐时不可能充当货币；(2)加藤引录的资料虽多，但细审那些资料，看不到唐代的金银具备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而不具备这两种职能的，不能叫做货币〔76〕。(3)唐代有许多记载，否定金银为货币。如《唐律疏议》卷二六《私铸钱》条说：“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疏议曰：……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又如元和年间钱荒最甚之时，唐宪宗下诏封闭银矿；令开采银矿的转而开采铜矿。诏书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77〕……这类资料有力地说明了金银在唐代时不是货币。
但是，有一个地区似乎是例外，那就是岭南。顾炎武又说：
“然考之《通典》谓：‘梁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韩愈奏状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
在自注中，他又引张籍诗“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之句，以证岭南用银。(按：唐人讲到岭南用金银的尚不止此。如杨于陵说：“大历以前，……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78〕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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