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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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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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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37元和三年七月条，P7653)大批粮食涌入，粮价遂得以平抑。元和六年，凤翔节度使李惟简扶助农桑，“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22](卷238元和六年五月条，P7684)《太平广记》卷31《李珏》条引《续仙传》载：“李珏，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籴自业。而珏性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珏专贩事。人有籴者，与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榷，终莫断其弊……后父母殁，及珏年八十余，不改其业。”李珏一家“世居城市，贩籴自业”，是一个专门从事粮食买卖的世家，而且经营有道，薄利多销，效益良好。
粮食的市场销售既表现在各级官市中的粮食交易，也表现在地方草市、墟市中的粮食交易。京师长安东、西两市店肆林立，其中就有专门的粮食行。建中元年，德宗下诏强调继续推行好常平法，说“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10](卷49《食货志下》，P2125)是将官粮交给两市粮食行行头负责平稳粮价。长安粮食行中还有“麸行”，有“卖麸家”经营其中。[23]( 卷15《诺皋记下》)幽州范阳郡的粮食行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白米行、麸行等。[12]《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记载的也有谷麦行、米面行、酱□行等，并记各类粮食“上、次、下”质量三等的官方指导价， 其中明确提到的有白面、北庭面等，说明销售粮食的行已经形成为专门的商业组织，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特点。《资治通鉴》卷199载高宗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秔米斗十一钱”；卷212载玄宗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到天宝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24](卷51《食货志一》，P1346)而“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14](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P152)指的都是官市上的粮价。唐代粮食销售很普遍，各地都有粮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登州、莱州、青州、齐州等地不同的粟米、粳米价格，悬殊较大，完全是市场价格。《唐国史补》卷中记载，“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通过广告手段以招揽消费者，显然是为了把囤积起来的米以较高的价格迅速卖出去。《唐大诏令集》卷117《遣使宣抚诸道诏》说：“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冠，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就贫人，致令闾里之间，翔贵转甚。”许多人从事粮食的囤积居奇以谋利。文宗太和六年，河中晋绛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粟价暴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王）起严诫储蓄之家，出粟于市，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10](卷164《王播传附弟王起传》，P4279)《太平广记》卷350《浮梁县令》条引《纂异记》载：“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云笈七签》卷121《道教灵验记》载庐州巢县人秦万，“家富，开米、面、彩帛之肆，常用长尺、大斗以买，短尺、小斗以卖，虽良友劝之，终不改悔。”《太平广记》卷244《龙昌裔》条引《稽神录》载，“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五月五日，六十籴面”，[19](P294)即用了六十文铜钱买面。这些都说明粮食作为商品被广泛出售，粮食运输繁忙，需求旺盛。 二、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方面
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发方面，其中茶叶的商品性生产是最为突出的亮点。桑麻棉花、甘蔗、水果、蔬菜以及药材、花卉等的种植生产，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商品性经营和商品化趋势。
1、茶叶的商品性生产 唐代茶叶生产已经完成了从采摘野生茶叶到科学种植茶叶的转化，生产方式有了质的飞跃，在茶树栽培、茶园管理及茶叶制作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唐代茶叶的商品性生产自唐中期以后异军突起，不仅表现在茶叶产量的巨大、茶叶名品的涌现上，而且表现在茶叶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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