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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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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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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13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P7324)这些大族豪家拥有大面积农田，获粮甚多，自然也不是仅仅为了自食自足，而是“专利上腴”，要出售粮食以营利的。中小地主和个体小农也有从事商品粮生产的，如漳浦人林昌业“有良田数顷，曾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5](卷355《林昌业》条引《稽神录》)；又如洪州胡氏靠农桑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 [5](卷374《胡氏子》条引《录异记》)灵池县村民“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6](卷8)这些事例都是将所产粮食运往州县官市出售，属自产自销。此外，中唐以后官僚、地主、寺观的各类田庄走着亦农亦工商的经营路子，生产的大量粮食也是作为商品粮出卖的。《北梦琐言》卷3《韦宙相足谷翁》条载，“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大中初，除广州节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宣皇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韦宙囤积如山的粮食不可能长期储存，也是自家怎么吃也吃不完的，绝大部分是要售卖以获利的。
唐代粮食的商品性生产还表现在农产品的加工业方面。列宁指出：“当农业同农作物的技术加工（如磨粉、榨油、制马铃薯淀粉、酿酒等等）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下，农业将是商业性的，而不是自然的。”[7]( P119-120)唐代磨粉业——碾硙业“首先是作为营利事业而发达的”。[8](P360)碾硙业有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唐各级政府部门有官营的碾硙业，一般采用租赁经营方式，政府收取租课、斛斗、绢、絁、丝、草等实物，或者铜币现钱，即赁值有实物租和货币租两种形式。这些赁值的获取虽存有权力强制性成分，但主要属于商业运作，有着商品性经营的性质。承租者依靠租赁碾硙生活，在交完赁值后所剩的面粉、米粉等自不会全部用于消费，必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要卖出，也有着商品性经营的一定目的。唐代碾硙业主要为有权有势的统治阶层所有。唐都长安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化大都市，粮食需求巨大，从事粮食生意能获暴利。在长安周围的河渠上，特别是郑、白二渠上，贵族官僚、豪家地主、富商大贾兴建了许多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硙，进行粮食的粉碎加工，从事磨面磨粉生意。高宗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碨，止溉一万许顷”。[9](卷1《关内道一》，P11)玄宗时，宦官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10](卷184《高力士传》，P4758)宰相李林甫也“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10](卷106《 李林甫传》，P3238)代宗“大历初，李栖筠为工部侍郎，时关中沃野千里，旧资郑、白二渠，为豪家贵戚雍隔上流，置私碾百余所，以收末利，农夫所得十夺六、七”。[11](卷497《邦计部•河渠二》)这些权势富家拥有的碾硙业生产能力很强，所得大量面粉主要是“以收末利”，即进行商业营利，商品生产的目的十分突出。
民间个体碾硙业一般多使用畜力。《太平广记》卷363《王愬》条引《干●子》载德宗建中年间，王愬家住广陵，“同曲磨家，二牛暴死”。《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载“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北方的幽州有“磨行”，[12]应是磨面业的行业组织。个体碾硙有合伙经营的情况，《对硙分利不平判》判题说吴丙与王丁“共有硙”，吴丙因疑心分利不均而与王丁打起了官司。[2](卷983，P10178)宪宗元和六年五月，京兆尹奏：“准敕，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洨渠功并造斗门及买渠地价，请官中与硙户分出。”[11](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宣宗大中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3](卷90《和籴》，P1944)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规模。总体而言，民间个体碾硙业的经济总量有限，但“磨家”、“硙户”、“磨行”的出现，说明已有民户脱离了农作，专门从事磨面，在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磨面业的行会组织。磨家、硙户等专事磨面，走专业化生产的路子，必是明确的商品性经营。此外，唐代碾硙可以买卖，也是碾硙业商品性经营的具体表现。
唐代酒主要是粮食发酵酒，也有水果酒，酿酒业的商品性经营取得了显著发展，营利性的酒楼、酒肆、酒店、旗亭等分布城乡各地，一片繁荣。史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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