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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易的繁荣以及庞大茶叶消费市场的形成上。这可从以下典型史料得到证明。唐德宗朝朝散大夫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载玄宗开元年间,饮茶风俗迅速从南方长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穆宗长庆元年李珏奏疏有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卷173《李珏传》,P4503-4504)陆羽《茶经》卷下《六之饮》也载饮茶在“两都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足见饮茶之俗已经风靡全国,贵贱皆好,茶叶迅速成为大宗商品并广泛流通,南茶北运通畅繁忙,茶叶贸易热闹非凡。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各地产茶区涌现出了众多名优茶叶,陆羽《茶经》、裴汶《茶述》、李肇《唐国史补》皆有举列,以《唐国史补》记载最祥,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陆州有鸠●;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真可谓名品繁多,争香斗芳。据史籍记载,许多名茶还作为商品流入到吐蕃和回纥地区,德宗贞元以后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与回纥之间的茶马贸易。这一切表明茶叶的商品性生产已经作为一门新兴行业迅速崛起,生机蓬勃,其中还出现了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条引《仙传拾遗》载,“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张守珪经营大面积茶园,并使用了出卖劳动力的雇工进行商品生产,具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特征。

唐代的东西两川以及长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都产茶,形成了不少名茶产区和茶叶集中生产区,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从业人数增多,呈现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发展特点。《册府元龟》卷510《邦计部•重敛》载:文宗太和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开成五年,盐铁转运司《禁园户盗卖私茶奏》载武宗时,“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2](卷967,P1004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说歙州祁门“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虽然,其欲广市多载,不果遂也。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蒋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盖是阊门之险”。懿宗咸通元年六月到三年二月,阊门溪经过修整,行船通畅,“不独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劝六乡之人业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2](卷802,P4830-4831)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冼宗礼状》载,“泸州所管五县……郡连戎僰,地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2](卷772,P8048)孙樵《书何易于》载绵州巴西郡“益昌(县)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2](卷795,P8334)可见许多地方出现了一批脱离粮食生产而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户”和“园户”,这些专门户完全以茶叶的商品生产为生,“专勤是谋”,茶叶成为他们的“衣食之源”,已经广泛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之中。栽培茶叶代替种植粮食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的主业,突出反映了当地商品性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流通和茶叶市场的繁荣。

唐代还出现了许多因为茶叶贸易而形成的地方茶市,甚至区域性茶市,同样反映了茶叶的商品性生产。著名的茶叶市场除上述歙州祁门外,还有饶州浮梁。史载浮梁县茶叶产量巨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9](卷28《江南道四》,P672)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就讲到商人“前月浮梁买茶去”,是到浮梁购买运销茶叶。晚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浮梁茶行销各地,“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也“自陈蔡已北,幽州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茶则“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25]( P131-134)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载,文宗“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2](卷871,P9116)也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

经营茶叶的茶商在唐代已经成为一支人数众多、资金雄厚的商人队伍。前引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已有反映。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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