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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发展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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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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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当时全国课丁820余万，扣除各种折纳后，实际“租粟则七百二十余万石”，地税所得大大超过了丁租实际所得。《通典》卷12《食货典•轻重》载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其中“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占了65%以上。地税成了国家的主要税粮，其财政地位日益重要。
户税亦创自唐初。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4]（卷6《食货六·赋税下》，P106）在编制户籍时一并确定。户税就可能开征于此期，按照王公以下每户资产的多寡交纳数量不同的资产税（有时也折征实物），遵循以支定收的原则，并有大税、小税、别税之别——“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1]（卷3《尚书户部》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各有其财政用途。与租庸调制相比，户税不分课户、非课户，也不分主户、客户，王公以下的人户均要交纳，纳税面十分宽泛，其中对工商业户的完税管理更为严格，严禁工商业者勾结政府官吏以降低户等，少交户税。[7]（卷85《定户等第》，P1846）
玄宗开元年间户税已每年分两次征收，定额不断扩大。天宝年间，“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4]（卷6《食货六》，P110）广泛地用于官俸等各类财政支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财政地位日渐重要。[11]（P499-500）安史之乱后，户税愈加受到重视。大历四年（769）正月，代宗敕令：“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见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官。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各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2]（卷48《食货志上》，P2091-2092）对户税制度做了改订和调整，规定了官僚、百姓、工商业户、寄庄户、寄住户、浮客及诸道将士的级差税额，完善了税法税则，大幅提高了税率，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户税总额有了显著增长，其财政地位更加突出。户税不论主客浮寄、以支定收的原则和每年两次征收的方法，均直接为后来的两税法所继承。
3、附加税 指附加于租庸调、地税、户税上的税收，有脚钱、营窖、税草、加耗、裹束等，在唐前期均形成为固定税制，但不是主要税种。脚钱（亦称租庸脚直、脚直、脚价、租脚、车脚或运脚等）是各州租庸调和地税送纳配所以及运至两京所需加纳的运输费，通常交纳铜钱，可按户配脚，也可按丁支脚。[4]（卷6《食货六·赋税下》）由于各地路程的远近险易不同，中央度支虽然规定了脚钱征收的基本数额，但具体征收各地有所不同。[1]（卷3《尚书户部》度支郎中员外郎条）营窖税是为了营建仓廪和保存粮食而附加于丁租、地税之上的附加税，规定征藁、橛、籧篨、苫等实物，[1]（卷19《司农寺》太仓署令职掌条）实际征收中，由于实物不易运输，多折纳现钱。税草是地税的附加税，始征于太宗贞观年间，同地税一样按照青苗簿每年征收，百姓均田、寺田、观田均需交纳。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五百里之内州县，不但有常税草供诸闲厩马料，而且有别税草供皇帝临幸之用。两京五百里之外的州县税草，纳于当地，供州县军事、邮驿、运输等的草料支用，遵循按支定收的原则。加耗是丁租、地税的附加税，大体遵循“贮经三年，斛听耗一升，五年以上二升”[1]（卷19《司农寺》，P375）的加耗率，即有1%和2%的不同比率。裹束是附加于庸调的包装费—— “诸庸调物……所须裹束调度，折庸调充，随物输纳。”[4]（卷6《食货六·赋税下》）征收这些附加税，唐王朝就征收了租庸调、地税、户税的运输、保管、损耗费用，使得租庸调、地税、户税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净收入。
唐后期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
唐后期的两税法舍弃按人征税的传统人头税，全面开启了按土地和资产征税的历史新里程，并与多种工商业税共同构成国家税收新体系，奠定了中古封建社会后期国家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新格局。以下对唐后期的主要税种做简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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