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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法律与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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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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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g．合伙契约
这类合伙契约在汉代并不多见，却向我们透露出当时民法的发展程度。汉代的合伙契约，目前发现两份，现分述如下。
《中舨共侍约》：
□□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兄、秦仲、陈伯等七人相与为舨约：入舨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舨，直行共侍；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以庸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已，器物毁伤之及亡，舨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舨吏令会不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舨吏□器物及人。●舨吏李仲。
"舨"或被释读为"服"，对这个字的解释歧义很大 。尽管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是一份为了共同的意愿而缔结的合伙契约：契约规定入伙者必须缴纳二百钱的入伙费，否则不许入伙；入伙者必须自备必要的"器物"（当指工具），否则要接受一定的处罚；此外还规定了入伙以后所应履行的职责和遵循的规范。
《东汉建初二年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
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老僤祭尊于季、主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廼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容田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錡中都、周平、周兰、□□、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錡初卿、左伯文□、王思、錡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
"里父老"是汉代基层社会中的头面人物，负责沟通官方与民间事务，接受官府差遣，但没有俸禄。因此出任父老一职，在获得当地居民尊重的同时，也要承受一定负担。"父老僤"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由民间自发设立的：侍廷里中有出任父老资格的的居民共同组织父老僤，集体购买土地，以土地收获物作为僤内成员充当父老时的费用。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创见，既解决了出任父老者的后顾之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乡官里吏对老百姓的盘剥。
汉代的契约仍然处于自发阶段，法律并未对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程式等进行明确规定；也没有看到官员干预契约签订的事例，似乎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签订契约时一般也没有罗马法那种神秘而庄重的象征性仪式。尽管如此，其所涉及的领域已包括买卖（贳卖）、借贷、合伙（结僤）、遗嘱等多方面，标的已囊括大到土地、奴婢，小至刀剑、布匹的几乎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就契约文书的程式而言，其详细者已基本具备后世契约的全部内容。
二、官府与经济契约的关系
汉代官府虽然不直接干预契约的签订，但是并不否认契约的法律效力，在督导契约的执行与排难解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傅或为符。辩读为风别之别，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从注文看，缔约双方发生争议时，是要找官府去明断是非的；而官府判断是非的根据正是契约。
应劭《风俗通》记载这样一个事例：
沛中有富豪，家訾三千万。小妇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妇女甚不贤。公病困，恐死后必当争财，男儿判不全得，因呼族人为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十五以付之。"儿后大，姊不肯与剑，男乃诣官诉之。司空何武曰："剑，所以断决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温饱十五年已幸矣。"议者皆谓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此沛中富豪虽立有遣嘱，对死后财产有明确交代，且有本家族人作证，却未必能够确保其遣嘱的真正执行。何武的判决，无论是他自作聪明，还是确实体会到了死者的良苦用心，都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官府的督导，没有相应的法律，不管契约本身对缔约者的权利、义务规定得有多么明确、具体，也未必能真正落到实处。
《东汉光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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