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是指在交通要道所设立的关卡，最早设立的关应该是出于军事或治安目的，盘查过往行人，以备非常，对过往商人并不征税。"市"则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最初也不征税。据《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荀子》也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
    但由于商人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周流各地，贸易有无，以获取商业利润，因此，关与市也就成了他们所必须经常光顾的地方。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数量的增加，关与市的经济价值也就越来越为王公大人们所认识，甚至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关市征税，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且税率也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荀子》就曾对这种情况大为不满，指出："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墨子》则认为严格对关市收税，是"贤者之长官"、"士君子"所应尽的职责之一，他说"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 ；"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 。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几乎都主张抑商，把对关市征收重税做为打击商贾的有力手段。《商君书·垦令》就认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据史书记载，汉朝建立之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随着割据局面的结束、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汉朝对商贾的限制也逐渐减少，"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一系列宽松的关市政策，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富比王侯的大商人，以致于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为他们专门立传，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汉武帝即位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和封禅求仙的活动，文、景以来积累的大量财富很快消耗殆尽。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又推出一系列打击商贾的法令，不仅增加了各种市税的税率，而且还恢复了对关税的征收。如武帝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
    在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来自地方的贤良、文学对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御史大夫桑弘羊辩护说："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认为征收关税和市税是合理的。
    在全国各地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过往商人征税，这种作法在此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不曾停止过；市税的征收也名目繁多，不断翻新。关税与市税的征收，在加重商人负担并间接增加了普通百姓负担的同时，对于满足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的财政支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通常情况下，关在成为国家财政来源的同时，其军事作用也并没有削弱。据《汉书·终军传》载："初，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     为了防止有人"作乱"，维护社会治安，汉代继承了战国及秦朝的作法，对百姓的户籍严格控制，不许随便迁徙，脱离户籍是犯罪行为。百姓如果要去外地做事，必须经过当地官府的批准，并发给有关证明，才能成行。居延汉简15.19就是这样一个证明：
    永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自言为家私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敢言之。闰月丙子觻得丞彭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书到如律令。缘晏令史建。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义成里一个名叫崔自当的人要去居延为家里买东西，北乡啬夫忠为他开了证明，证明崔自当没有犯罪，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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