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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法律与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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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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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东汉政权建立之初，众多割据势力尚未铲除，而远在西北边陲的地方政权就已着手执行有关法令，禁止私人铸钱。这就为五铢钱的通行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证。
必须指出的是，法律在保障货币流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只有符合货币运行规律的币制，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如果币制本身违反了货币运行规律，则法律越严厉，其破坏作用也越大。混乱不堪的币制加上严酷的法律，对社会将是一场灾难。
例如武帝时期，一系列的"文治武功"，耗尽了国库的积蓄，便通过"更造钱币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 ，并制定严酷的法律："盗铸诸金钱罪皆死"。由于其货币制度不合理，私人盗铸有利可图，因此"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 。严酷的法律，再加上提拔、任用众多的酷吏，也不能遏止盗铸者，据记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 只有推行比较合理的五铢钱之后，混乱的局面才得以改观。
又如王莽时多次更改币制，而且货币种类繁多，比价极不合理，"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为了推行其货币政策，王莽下令："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结果导致"农桑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随后，王莽认为"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又推出更加烦琐的币制，所谓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不从，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 ，由于货币面值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如"幺钱一十"只有三铢，"幼钱二十"只有五铢，"中钱三十"只有七铢，而"壮钱四十"为九铢，巨大的利润导致"私铸钱者不可禁"。王莽于是又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 。结果，"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十六七" 。 第三节 保护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法律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有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用来指导生产；有的更上升为当政者管理生产的指导原则，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推行，从而具有了法律意义。秦汉时期保护生产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向大自然索取，而可供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从来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时虽然人口稀少，但生产力水平低下，限制了人们利用自然的能力。一个地方的生产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只能靠自然力去慢慢恢复，而那里的居民除了迁移而外，几乎别无选择。据史书记载，夏、商时期，都曾多次迁都，其原因当与此有关。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大都经历过"火耕水耨"的"游农"阶段--因为当时还找不到迅速恢复地力的有效方法。
长期的生产实践，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对保护生产环境的重要性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切身体会。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生活的安定，为了更少地品尝掠夺性利用自然所带来的苦果，人们逐渐摸索到了保护生产环境的经验。这些经验或者成为民间自觉遵守的习惯，或者上升为地方或国家的法令。
战国时期的《月令》 就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法令，如：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
（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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