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商品经济发达与否，这和商品流通有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之间已有较多的商业交往。当时的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②，不同地方的物资，确实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流通。但由于受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其时的商贸往来主要限于中原地区。

时至秦汉，随着国家统一、关梁开放、交通开辟，使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更加增多，市场广度空前扩大。当时商人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个经济区。除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外；淮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同样是商人周流所及之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邻国之间也有汉商的贸易往来。当时富商大贾可以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③。由于东南西北中的产品结构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流动。其表现是：北方向南运的商品，主要有马、牛、羊、毡、毯、裘皮、筋角等；南方向北方运的商品，有犀角、象牙、翡翠、碡瑁、珠玑、楠梓、黄金、锡、铝、丹砂等；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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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叶茂：《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管子·小匡篇》。

③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西运的商品，主要有鱼类、海盐、油漆、蚕丝等；西方向东运的商品，有竹木、旄牛、玉石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乃将本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输出，贩回外地的方物、特产。至于周边各族如西域、匈奴、羌人输入内地的商品，有名马、骡、驴、骆驼、毡裘、狐皮等；内地输出的商品，则主要是铁器和丝绸等。可见，秦汉时期，各地商品流通的地域范围明显扩大。

    商品交换的主体，除商人外，广大“编户齐民”，特别是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更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市场大量出现；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实现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也是他们进行经济运作的必然要求；三是豪商、高利贷者插足小农的再生产过程。这方面有大量文献记载可证，于此暂可从略。

特别要指出的是，秦汉时期，商业形态多样，商品流通渠道亦有了很大拓展。当时的商业，就其性质来说，既有官营，也有私营。如：秦有“官府市”，官府常将剩余物资或淘汰的旧物等在市场上零售①。汉初也然，如据《二年律令·金布律》称：“县官器敝不可缮者，卖之”。又规定：“官为作务，市受租，质钱，皆为缸，封以令……”。手工业产品出卖的钱，必须“辄人钱缸中”②。到汉武帝时官府从事的商业活动更有发展。“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就是例证。官府不仅直接进行盐、铁的产销，还策划贩运业与囤积商业。尽管官营商业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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