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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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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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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民间和官府形成合理合法的观念。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租佃关系更多地以投充的形式反映出来，但借田毕竟是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形式，投充只是其变相而已。
如果说上述借田只是租佃关系的推论，那么下述史料是确实可以看到租佃关系的。
《晋书·李特载记》载，秦雍流民进入益州后，朝廷及地方官吏勒令他们限期返回故乡，“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华阳国志·大同志》有关李特起事的经过，与《晋书》大体相同，有关“佣力”却略有小异：“随谷佣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乞须冬熟”。有的同志诠释“随谷佣赁”为“哪里有粮食吃就到哪里当雇工”①。唐长孺先生据“求至秋收”认为：“似乎流人不是作雇农而是当佃农。”②我们认为既有雇农，也有佃农，而且是以佃农为主。就文义而言，“佣力”讲的是雇农和雇工，“佣赁”则既有雇农、雇工，也有佃农，这里应以佃农为主。因为大凡佣作，大都是按日计酬，随即领取的。如三国时的焦先“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③扈累“颇行佣作以裨粮，粮尽复出，人与不取”④。又如刘宋时的郭原平，“若家或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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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631页。
②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148页。
③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高士传》。
④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魏氏春秋》。
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要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炊”①。正史中是这样，杂史中也是这样。如《高僧传·亡身》记载，释昙称在彭城“佣赁获直，悉为二老福用”。可见这是当时通行的惯例。只有佃种土地。才须“秋收”“冬熟”方有收获，所以唐先生的分析是相当中肯的。何况这支流民队伍有“数万家”“十余万口”①之多，他们进入梁益二州后，分布在梓橦、广汉、蜀郡和犍为四郡，以成都平原居多。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全盛时，这四郡合计不到9万户，约58万左右人口。③流民即便以10万计，也已为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上下了。在成都平原，比例将会进一步增高。若非租佃关系，是极难容纳的。因为租佃制下，佃种土地的多寡。具有相当大的弹性。退一步讲，即便他们大都是雇农或雇工，也必须以这里租佃关系盛行为前提。如果是集中经营，想在短期内就容纳这么多雇佣劳动力，也是绝无可能的。
若是梁益二州因“佣力”“佣赁”诠释的不同有所歧义的话，汉中地区就明朗得多了。《晋书·张光传》记载，张光发兵讨伐杨武和李运等统领的流民的借口是：“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佃农”，大概应以“佃租土地从事农耕”这样的诠释较为合适了吧。这支流民群有“三千余家”。《晋书·地理志》载，西晋全盛时汉中有“户一万五千”，流民相当于当地居民的20％左右．他们流入后，官府要求他们立刻“佃农”，否则便是罪不可绾，必须讨伐，岂非说明这里盛行着租佃的关系。
此外，在吐鲁番文书中，有编号为66TAM62：6／1和66TAM62：6／4两张文书，记载了翟强和一位叫绩(责)的人因共治六亩葡萄而打官司的事。这是两张残缺文书，但文书中“要”字甚多，且有“绩蒲陶六亩与共分治”，“蒲陶三分枯花”，“强家理贫穷”，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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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附子原平传》。
② 《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③ 据《晋书·地理志》，西晋平均每户6．4～6．6人
辞索诉”，“要从大例”等语。胡如雷先生《几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①一文，参照同时的其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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