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
 |
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
|
|
“佃客”，即便依附民中地位稍高，以人计数的典计等，《隋书·食货志》也不忘特意说明“皆通在佃客数中”。《晋书》和《隋书》都是唐代官修史籍，《五代史》更是由当时著名的学者和通人撰写，隋及唐初公私土地上的租佃关系比两汉发达，他们应该清楚。他们用“佃客”来统称合法依附民，而且两史的《食货志》都一样，就不能以文人撰文或随意书写这类情况来解释了。一句话，封建史学家在这里使用“佃客”二字统称合法依附民，是与地主经营其土地的方式，特别是合法依附民实际
————————
① 查《南齐书》、《梁书》及《南史》，《王骞传》中均无是语。《太平御览》所引必有所据，此处不予考证。
② 《太平御览》卷821引《晋要事》，《晋书》卷一○《安帝纪》。
③ 有关蜀汉配客制，参见拙文《由户口变动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地主经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的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在奴役和剥削其依附民时，更为普遍和通常的行为，是采用租佃方式。中原如此，江南如此，置于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凉州也应如此，所以才对吐鲁番有深远的影响。有关于此，刘宋初年尚书省就符伍制度召开的一次八座会议，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佐证。这场争论是由同伍犯罪，士族应否连坐引起的。与议者大都不同意连坐，理由是“士庶之际，实白天隔”，“士庶缅绝，不相参知”。有人主张士族虽不连坐，其“奴客”却应代替主人顶罪，理由是“奴客与符伍交接”。尚书王准之反对最烈，他承认“奴客与邻伍相关”的现实，但却不是主人的邻伍。而是与主人毫无关系的邻伍，要他们与主人的邻伍连坐，于理不合。即奴客是杂居在其他邻伍之中的。进而指出：“‘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①有关奴客应否连坐，这里毋庸讨论，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王准之并没有完全否认奴客“住家”，即与主人共居的现象，但很少，且从事家内劳动，“出门甚寡”，即不从事生产。更多的、大量的被“使役”，即从事生产的奴客是“东西分散”的，就是典计在家者也是“十无其一”。对此，与议者均无异议，岂非说明“东西分散”，实质也就是分散经营是地主役使其依附民最普遍、最大量的现象吗。既然如此，租佃方式无疑是较为适宜的。这就无怪乎颜延之在其《庭诰》中阐述他“役徒属而擅丰丽”的要诀时说，听其“自埋于民，自事其生，则督妻、子而趋耕织”②了。在颜延之看来，被他役使的“徒属”们的生老病死与他无关．若让他们“自事其生”，他们必然会全家努力从事耕织的，他只要坐享其成便可以“擅丰丽”了。
————————
① 《宋书》卷42《王弘传》。
② 《宋书》卷73《颜延之传》。
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租佃方式盛行，才会在国有土地上出现二地主的现象。所谓国有土地上的二地主，指的是豪家富室借取公田之后，转租给贫困农民，收取高额地租。《梁书·武帝纪》所载大同七年(公元514年)的诏令堪称典型：“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例。”“贵价僦税”，指的就是借取公田后以高昂的地租转租给贫民。这相当普遍，否则不会反映到诏令里来。“伤时害政，为蠹已甚”，看来是为时已久。“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显然是网开一面，既往不咎，并承认这个现状。“其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禁例”，其实，相当数量靠租佃为生的贫民，基本上不具备“种粮”或其它生产手段。这个诏令转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允许“贵价僦税”继续下去。豪家富室借取公田后采用租佃方式来经营，实质上是将他们经营自己土地的方式使用到借来的国有土地上而已。
寺院地主出现于东晋，形成于南北朝，同样拥有大量土地和依附民，北方叫僧祇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