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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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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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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③ 《汉书》卷24《食货志》。
④ 东吴享有复客赐客特权的人数有限．故可达二三百甚至更多。若官吏们都享有此特权，就不可能如此了。理由很简单，封建政府必须控制编户齐民，确保其赋役收入。
两者结合，势必使投充的形式成为其依附民的主要来源。“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表明，投充者的数量已为合法依附民的数倍、十数倍，甚至数十倍。此类状况在两晋南北朝未见减少，而是愈演愈烈。在北方，“或千丁共籍，或百室合户”①；“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②；或者像《通典·食货典·丁中》所言“多依豪室”；少的也是“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③。在南方，“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④；“百姓不能堪命……或依附于大姓”⑤；“多依人士为附隶”⑥；“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⑦等等。“依”、“庇”、“附”、“依附”这类词汇，岂非是投充的最好说明，乃至“全丁大户，类多隐没”。⑧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他们属于非法依附民，封建政府经常通过整顿户籍、土断、括户、大索貌阅或输籍法之类措施，企图将他们全数清查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是不稳定的。那么地主是如何处置这些非法依附民的呢?《通典·食货典·丁中》的记述相当具体：“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坠繁，奸伪尤兹。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对此，杜佑特意加了一个注：“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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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② 《通典》卷3《食货·乡党》。
③ 《魏书》卷53《李冲传》。
④ 《南齐书》卷14《州郡志》。
⑤ 《梁书》卷38《贺琛传》。
⑥ 《南史》卷5《齐本纪·废帝东昏侯纪》。
⑦ 《陈书》卷5《宜帝纪》。
⑧ 《陈书》卷34《文学·褚玠传》。
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逾侈，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难看出，在杜佑心目中，“浮客”、“流冗”和“佃家”与汉代租佃农民并无什么区别。杜佑是中唐人，娴熟历史，尤谙典章制度，十分注意社会经济问题，故把《食货典》列为其名著《通典》之首。唐代公廨田、职田和官田大都“借民佃植”①，或“抑配百姓租佃”②，因此他对“佃家”这个名称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使用也是确切的。
《隋书·食货志》记载，隋初推行大索貌阅后，“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此举并没有将隐匿人户和浮客全部清查出来，只是在推行输籍法后，才达到了“奸无所容”的目的。所以杜佑说：“高频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③汪钱先生统计，隋统一全国后，实际人户应为六百万左右，其中脱漏户籍者为二百万左右，是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清查出来的④。他们中大多数是“浮客”，那么在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户是租佃农民。“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似乎是指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对峙时的情况，其实均田制实施前及北魏后期远比此时严重。魏孝庄帝时，宋世良充任河北括户大使，“大获浮惰”。孝庄帝嘉勉说：“知卿所括得丁倍于本帐，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⑤此处的“浮惰”，显然与《通典》中所说的“浮客”和“流冗”是同一含义。按孝庄帝的口吻，北中国租佃农民在全部人户中，竟占二分之一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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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卷35《职管·职田公廨田》。
② 《元氏长庆集》卷38《同州奏均田》。
③ 《通典》卷7《食货·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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