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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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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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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图户或寺户；南方叫白徒养女或寺观户。寺院地主是怎样经营其土地和役使其依附民的呢?《魏书·释老志》说：“(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这里，对僧祇户采用的是定额租剥削方式；佛图户除了服劳役外，还得“营田输粟”，可能是定额租，也可能是分成租。所以有这种差异是因为其原先的身份地位不同。僧祇户是平齐户及诸民转化来的，原先身份地位和编户齐民差不多；佛图户是囚徒和官奴转化来的，原先身份地位很低。僧祇户属僧曹，佛图户属寺院，合称寺户。平齐户及诸民是有土地的。“有能”二字表明他们带有投充的性质。既然如此，分散各地是必然现象，“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既然如此，只有租佃模式更有利于僧曹对其控制和管理。佛图户是“请”来的，是封建政府的搭配，不见得有土地，他们应在寺院附近或周围，耕种寺院土地，兼服劳役，缴的也是实物租，多少则不清楚。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僧曹或寺院的租佃农民。
南方寺院的状况不如北方清晰，但其劳动力的来源几乎和北方相同，有赏赐的，也有投充的。《金石萃编·宗圣观纪》载，早在西晋元康年间重修宗圣观时，“给户三百供洒扫”。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建造齐隆寺时，“敕蠲百户用充资给”①。梁武帝强买王骞在大爱敬寺侧80顷地赐给大爱敬寺，想来也会有劳动力的赏赐的。《南史·循吏·郭祖深传》说寺院“资产丰沃，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则既有赏赐、施舍，也有投充，而且应以投充为主(原因见下文)，否则不可能达到“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地步。这些劳动力同样是“供洒扫”和“资给”的，估计南方寺院的经营方式和北方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三
必须强调，寺院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及其依附民大多来自投充，完全是从世俗地主那里移植过来的。可以说，投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非法依附民的主要来源。所以如此，原因基本上是两条：首先，长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乱使自耕农难以为生，被迫以极高昂的代价投奔大族或坞堡主的门下，求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其次，也是最主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及士族合法占有依附民后，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这从复客赐客制和给客制的实施就开始了。所谓“复”，《汉书·高祖纪》载颜师古的诠释说：“除其赋役也。”“赐”与“给”的含义与此相同。《晋书·外戚·王询传》说：“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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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佛祖统纪》卷36。
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前文的“客户”和后文的“田客”显然是同义词，“小人惮役”表明，投充贵势门下为田客，就可以免除赋役。西晋的荫亲属和荫客的规定，将这一特权普遍化。《魏书·食货志)说“荫附者皆无官役”，《隋书·食货志》说被荫者“皆无课役”，表明无论南北，都继承了这个制度。寺院地主也享有这一特权：“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小大之调，门停强弱之丁。”①
两汉田租是三十税一，表面看来似乎很轻，加上口赋、算赋、徭役和兵役，就非常重。早在西汉中期，贤良文学们就指出，当时赋役的总量为“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②；王莽在推行王田令时也说“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③，即赋役额相当于农户全年收入的一半。仅法定额的征收，农民的负担已如此沉重，而封建政府完全按照法定额征收的时间往往是少而又少。魏晋南北朝是乱世，按照法定额征收固然有，更多更大量的是超额征收，临时性的摊派和征发则无穷无尽，赋役的总量已远非“中分其功”或“实什税五”可以概括。在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尚且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豕之食，时逢乱世，这也难以维持了。对比之下，成为租佃农民，“见税什五”，还可以维持其奴隶般的生存条件，这便是“多乐为之”奧秘的所在。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投充士族、达官贵人或寺院地主门下，是个体农民逃避赋役，求取奴隶般生存条件的主要途径之一。众所周知，除复客赐客数额甚巨外④，给客和荫客都是有限额的，这极难满足地主们的贪欲，他们总是力求扩大其土地占有及奴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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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弘明集》卷24《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
② 《盐铁论》卷3《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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