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魏晋南北朝的租佃关系 |
 |
时间：2009-7-24 13:53:20 来源：不详
|
|
|
④ 参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隋代户数的增长》一文。
⑤ 《北齐书》卷46《循吏·宋世良传》。
《通典》有关浮客的叙述，主要源自《隋书·食货志》，像北方那样的浮客，南方也有，只是名称不同，称作“浮浪人”。他们自东晋起就存在，“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准所输，终优于正课焉”。封建政府之允许其合法存在，与北来流民大量拥入，侨州郡的设置，及无遑也无力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有关。他们在法律上还是良民，还有课输义务，但比一般编户齐民轻得多。他们可能是没有户籍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更多的应是“庇大姓以为客”者，或者说，他们的出路大都与“庇大姓以为客”者一样，是租佃农民。加上前文所讲的投充者，那么在南方，租佃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不会比北方少多少。
在投充者中，有无地少地的农民，“全丁大户”肯定是有土地的。无地农民投充后，佃种地主土地自不待言，有土地者投充后。其土地怎么办?估计有两种可能：其一，除了将自己劳动所得无偿地奉献给地主外，甚至还包括他们的土地，才能获取地主的庇荫。其二，只要年年奉献劳动所得，便得获取庇荫。如果地主以土地所有权的转让作为提供庇荫的条件，农民不见得那么“多乐为之”。因为在封建时代，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人所共知，无需多言，更何况地主所提供的庇荫也是不稳定的。史籍所见，似乎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步骘和卫旌避乱江东，种瓜为生，他们生息之地恰值焦征羌的势力范围。为求取焦征羌的庇护，自认身份地位低于焦征羌，无偿地奉献了他们所种之瓜，并没有涉及到他们的瓜地。《梁书·良吏·沈瑀传》说：余姚“县南又瑀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这里的互相庇荫，显然是指规免赋役，不存在土地的转让。《通典》所言在封建政府减轻赋役后，“浮客悉自归于编户”，也应以保有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为前提。如若他们已丧失了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是不可能“悉自归于编户”的。也就是说，有地的农民投充后，较大的可能是保有其原先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四
租佃农民所受的剥削，诸史记载大同小异。《魏书·食货志》说“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通典》说“被强家收大半之赋”，“浮客输大半之赋”。这些说法都是与其身份地位相联系的。就此，《隋书·食货志》的归纳最为完整，共有“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和“客皆注家籍”三条，其中，“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最重要。“佃谷”是指佃种土地后的收获，它表明租佃农民缴纳的是实物租，或者以实物租为主。“量分”即指剥削量，也指剥削方式。就剥削量而言，应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也就是中分和大半之赋之间；不大可能低于二分之一，这是秦汉以来比较通行的剥削量，否则地主冒触犯刑律的风险而隐匿非法依附民就将无利可图；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二，这是一个临界点。因为超过了，农民无以为生，对地主也毫无好处。农民无以为生就不可能自愿投充，地主也无从剥削。何况要维持对租佃农民的剥削，总得以保障租佃农民奴隶般的生存条件为前提。就剥削方式而言，既可以是定额租，也可能是分成制，两者没有截然的区别，视时地而异，或者因地主的愿望而异，哪种方式对他更有利，他便会采取哪种方式。就皆无课役和佃谷与大家量分来说，合法依附民和非法依附民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地主不能提供庇荫，非法依附民还要缴纳封建政府的赋役的话，他们也决不愿去投充。他们的区别只是在“皆注家籍”上。合法依附民之“皆注家籍”是指他们身份地位远低于主人，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世世代代处在贱民的地位上。只有通过放免等一系列手续后，才能取得编户齐民的地位。非法依附民无需注家籍，他们名义上还是编户齐民，是封建政府清查的对象，但一旦被“庇”、破“荫”，其身份地位也就被深深地打上合法依附民的烙印。也就是说，在其主人面前，他们的身份地位与合法依附民是一样的，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下，集中经营的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与分散经营的租佃关系并不互相排斥，也决不可能非此即彼。他们可以互相共存，哪种形式对地主阶级有利，或者说地主愿意采用哪种形式，便可采用哪种形式。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在于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庄园经济或田庄经济占主导地位，还是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从三国到隋统一，从梁州、益州和汉中到吐鲁番，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