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 |
 |
时间：2009-7-24 13:53:24 来源：不详
|
|
|
十一《桑道茂传》却说：“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及朱泚之乱，帝仓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欧史于此传增益甚多，其中包括《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四《应徵十·温造》、卷第二百二十三《相三·桑道茂》、赵元一《奉天录》卷一记桑道茂事等。赵元一《奉天录》为唐人实录。曾说道茂本为卫士云云。其他则耳食之谈，小说家言。
[8] 参《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版，988-989页。
且说唐代虽然素以盛大夸耀于史，亦为后人艳称，却始终没有能够树立起一套保障官僚体制忠诚李唐皇室的价值系统来。短短一百一十四年间，紧接着“贞观之治”的便是“武周代唐”，紧接着“开元盛世”的便是“天宝之乱”，一方面“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建立了“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1]另一方面宫廷内部管理极为不力，庞大的官僚系统不堪一击。不但容易造成政局的大幅度振荡，就是至亲骨肉的皇子王孙，也不是引颈受戮于皇家刑场，就是铁骑践踏于京城天街，以致杜甫在《哀王孙》里充满感情的吟道：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韦庄《秦中吟》述唐王朝灭亡之惨状更为淋漓。《十国春秋·韦庄传》：“（韦）应举时，遇黄巢犯阙，着《秦妇吟》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人称为‘秦妇吟秀才’。”韦庄“杜陵人。唐臣见素之後也。”韦、杜两氏本为与李唐王朝同气连枝的高门大姓，故对其衰落灭亡更有切肤之痛。唐德宗李适在《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的开首感喟道：
“天有柱以正其倾，地有维以钮其绝，皇王有辅佐以济其艰难。非命历所归，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勋；非暴乱宏多，不足表忠节；非奸猾炽焰，不克展雄才。天与事肆会，然后臣功着而王业兴焉。”
这场由唐德宗一厢情愿开始的“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而后世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致败走麦城，舍身全忠的故事，也都成为后世鼓励臣僚效忠社稷的好教材，但唐人对待关羽史迹的态度，却还不那么明晰。这表现在武庙配祀的变化上。
古人云：“国家之事，唯祀与戎。”[2]以为君主的基本职责，就在于运用祭祀来宣示文化政策和价值导向，运用战争来表达的领土主权和统治意志。除了例行敬天法祖的“岳渎”、“祖先”崇拜之外，唐王朝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就是宣布以国家大典，来祭祀孔子和姜尚（太公望，即后世俗谓“姜太公”、“姜子牙”），以明示价值体系的取向。
据《新唐书》卷十五《礼乐五》，唐以关羽配祀姜尚凡有三变：依据安史之乱后的形势变化，唐肃宗首先配飨了志在“兴复汉室”，且为唐太宗盛赞过的诸葛亮；第二变是在礼仪使颜真卿的倡议下，大幅度增加了武成王庙祀，尤其是兴唐保唐诸将的配飨，反映出颜真卿的孤旨苦心。[3]他意图奖掖历史上功臣名将，用榜样的力量引导握有实权的各路藩镇节度忠心保国。结果是魏蜀吴并立，而且吴人占据了半数，不知是否与唐室“仰食东南漕粮”，而当时叛乱藩镇多出于河北的情势有关，关羽也在这时和张飞、邓艾一同进入了庙祀。颇疑李商隐《骄儿诗》描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元和间唐人说话，亦与这次配飨不无关联。
可惜事与愿违，这项诏令颁布的次年，即发生了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大规模叛乱，唐德宗逃难唯恐不及，就连提出这个设计的颜真卿也命丧强藩骄镇之手。事后武庙配飨也跟着吃了挂落，被毫不客气地撤去祀位，请出武庙。[4]儒士大夫意犹未尽，还想再接再厉，撤去武成王庙封号，降格为“齐太公庙”。其实文智武勇，缺一不能安邦定国。但是作为价值体系的榜样，姜尚代表的更多是“兵家”的谋略及勇于反抗暴政的精神，这在后世小说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中有清楚的阐释，而对于中唐这样亟需树立为巩固中央政权奋勇立功之将帅的现实，却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从大臣的嚼嚅中，分明已视姜尚为殷之“叛臣”，这正是当时之莫大忌讳。此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