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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

时间:2009-7-24 13:53:24  来源:不详
三》,702-703页。
[12] 参钱氏《管锥编》第一册,244页。
[13]《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
[14]《邵氏闻见後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136-137页。
[15]《全唐文》709卷,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四册,3224页。
[16]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63页。
[17] 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747页。编校者近年发表有关李德裕及“牛李党争”的系列观点,亦见于该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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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社会还产生了另一个变化,这就是中央和地方藩镇争夺税源财赋的问题。唐代宗即感到用支匮乏,一般以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接受杨炎建议,颁布“两税法”以替代租庸调法,为唐代赋税制度改革,亦即经济转型的标志。其背景是“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备受荼毒,农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人口流动加剧,户口耗减,唐初“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实际上已无法实行,而且地方藩镇的割据局面造成事实上的财税独立,中央政权的财政收入难以为继。“两税法”主要适应着人口流动和商业活跃的现实,以现实居住地重订户籍,定居者与流动人口分别计税。黄仁宇曾以今日之财政角度,评论中唐藩镇割据和重商主义之间的关系,以为: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 [①]
《估客乐》为六朝乐府诗题之一,本为描摹商贾行旅之孤羁愁肠,闺门妇人之倚门怨望。而中唐“新乐府运动”观照现实,题旨遂一变而为指斥商贾暴富之伪诈,感慨农事不作,世风不古。盖缘中唐商潮初起,牟利冲动乘时而行,逐利之风竞相扇炽。何况盐、茶、瓷等大宗商品禁榷初开,民间商贩趋之如鹜,也很快形成贫富分化。[②]今时身经由国家统制型“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调节型“商品经济”的之人,尤能体察其中的酸甜苦辣,故不具论。元稹《估客乐》把这种经济转型期商贩估客的心态,以及原始积累的无耻描绘得淋漓尽致:
“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少交假,交假本生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鍮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赂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家勍。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惟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③]
既然人自为利,商业伙伴也就不可尽信。邻里既能“无情”,火伴却不可以“卖诚”。于是“轻死重义”之“义”,包括“恩义”、“情义”、“信义”等作为亲亲宗法制度以外,平等相交的相互规范,开始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新准则。人口大量流动,也必然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的伦理。在以农为本,株守一地的安居环境和矜尚阀阅的宗法社会里,血缘亲属间讲究的长幼有序,正可以用儒家传统的“尊尊”、“亲亲”规范之。但是因为各种因素逸出家族和宗法社会以外的人群,却面临着应当用什么样的礼法伦理来规范彼此行为的问题。故商帮初起,即须结义同心。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解释说:
“在古代交通不便,道路不安全的情况下,贩运价值连城的珍奇宝货,如系个人独来独往,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商人在整装待发前,首先要和同行之人结成伙伴,即结成临时性商帮。只有这样,才能以团体力量共同抗拒猝发性的祸害,以保障本身和货物的安全。所谓‘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就是人多势众的结果,单独个人是办不到的。崔融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若乃富商大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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