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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

时间:2009-7-24 13:53:24  来源:不详
将巾帻落于床上,不意张婴醉酒不醒。为怕撞破奸情,冯燕情急之下,目示巾帻,欲携之逃走,妇人却授之以刀。他“熟视”久之,挥刀直斩妇人,携巾逃逸。天明案发,张婴以杀妻诬服。临刑将死,而冯燕却于围观中排挞而出,坦承“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获得官府、舆论的极大同情,遂蒙恩诏赦罪,连滑州的死刑犯人也一概免死。文后有作者“赞曰”:
“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谊事。其宾党耳目之所闻见,而为余道。元和中,外郎刘元鼎语余以冯燕事,得传焉。呜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
明言此事为“纪实文学”,且当作“谊事”的“平民史传”写作的。窃以为此文之“谊”与欧史所述“忠谊”,正与前述侯彝故事中“好侠尚义”之“义”互训,“不谊”即为“不义”。[6]
又李亢《独异志》卷上: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常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安尉。”[7](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负责治安的现职官吏,竟然敢于“常匿国贼”,但是侯彝却因“然诺其人”,居然任凭栲掠,且又自加刑责;坦然承认,却又坚不吐实。更奇怪的是上奏皇帝以后,最终受到的惩罚不过是贬谪岭南,依然为官。如果不是出自记载,后世之人万难相信。作者谓其“好侠尚义”云者,似乎与他抗拒国家朝廷两不相涉,或者竟是他“好侠尚义”的具体例证。这种立场颇可玩味,他究竟是赞同侯彝的“尚义”,还是赞美皇帝的宽容呢?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唐才子传》卷四《韦应物》即言:
“应物,京兆人也。尚侠,初以三卫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节读书。”“公豪纵不羁,晚岁逢杨开府,赠诗言事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猪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唯有故人知。’足见古人真率之妙也。”
韦应物的坦然自承,当然有仗恃“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皇亲国戚的恩宠,这样的“尚侠”其实就是“骄宠任性”。一旦遭遇变乱失势,则不得不忍受“憔悴被人欺”的窘状。
又《宋人小说类编》卷一“殃庆类”引宋人贾似道《悦生随钞》所载《张藏英力报亲雠》事:
“张藏英,涿州范阳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后。唐末之乱也,藏英举族数十口,悉为贼孙居道所害。时藏英年十六,仅以身免。后逢孙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为吏所执,节帅赵德钧壮之,舍而不问,以备牙职。藏英后闻居道避地关南,乃求为关南都巡捡使,至则微服携铁檛,匿孙居道舍侧,伺其出,击之,扑于地,啮其耳噉之,遂擒归。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孙居道于前,数其罪,泣以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诣官首服,官为上请而释之。燕蓟间目为‘报雠张孝子’。”[8]
这简直就是《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模板。赵德钧身为封疆大吏,居然“舍而不问”,既不追究前罪,又不过问私刑,实际上是造成“自己动手,报仇雪恨“现象的根源之一。如果受害人不够勇悍,力不能逮,就只得倩豪侠代为出手了。有趣的是,记载这则故事的南宋权相贾似道本人,就是死于私刑报仇的。可见这类问题一直延续到宋代。[9]
冯燕、张藏英都是河北人氏,足见韩愈《送董邵南序》所称战国以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大变迁。无论鉏麑触槐,豫让吞炭,程婴存孤,还是鲁仲连义不帝秦,荆轲刺强秦,都决非报一己之私仇,而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好典范,正体现着前人称颂的“春秋大义”。以唐人传奇而言,如《原化记》所载之《义侠》、《聂隐娘》之聂隐娘、《无双传》之古押衙、《霍小玉》之黄衫豪士,以及段成式《剑侠传》所述之车中女子、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聂隐娘、荆十三娘、田膨郎、红线、昆仑奴、贾人妻、虬须叟等及《江行杂录》所述之李龟寿等,包括俗讲变文中的《伍子胥变文》描述去国复仇的伍子胥,及其逃难中舍身相助的打纱女、渔夫,《季布骂阵词文》中避仇卖身,髡钳为奴,临阵骂敌,羞辱刘邦的季布等等,均以“义”为旨,叱咤立决,快意恩仇,全然不必顾忌朝廷王法。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谈及于此,以为“唐代任侠刺客,其趋人之急,而又不轻示人以技,许人以身,绰有古风。其胸次则逊古人远甚。”就是指其宗旨是否正大光明的问题。
中唐虽称统一,实际已经分裂,故留有相当的社会空间。陈寅恪谓:
“其所以须有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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