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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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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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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著称的名相，所以据释徒所言，当然表示他对“无气义之士”的极端蔑视。《近世节士论》又言：
“夫名节者，非危乱不显，非险难不彰。免鈇锧、全性命者尚十无一二，况福禄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婴楚毒，父母妻子，恬然自乐，则天下之人尽为之矣，又何贵于名节哉！” [19]
这当然是对于唐末士夫专注个人得失，阙失整体价值观念的激愤之词。于是他想到了刘备与关羽、张飞，在《英杰论》中他说：
“蜀先主与关羽、张飞同卧起，而稠人广众坐，恃立终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杰，使猛将，与见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礼饰貌，以浮辞足言。宜洞开胸怀，令见肝肺，气慑其勇，恩结其心，虽踞洗招之，不为薄矣！禄山，夷狄之谲诈者也，非将门英豪，草莱奇杰，其战斗之气，击刺之才，去关、张远矣！天宝末，受专征之任，托不御之权，入朝赐宴，坐内殿西序鸡障之下，非其所据，果蓄异图，幽陵厉阶，至今为梗。盖恩甚骄盈，以至于此。倘以徒隶蓄之，岂有斯恨！” [20]
也是对唐王朝对待儒士武将不知良莠，不能推诚的摇头痛惜。李德裕夫妇贬死于大中三年（849年），二十多年以后黄巢起事（875年），再二十年唐王朝灭亡（907年）。后世史家尽管罗列了多种因素，但唐王朝的价值体系失序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唐末已不可能产生李德裕所谓敢于担当，勇于任责的“英杰豪侠”，故满朝文武只能眼睁睁束手待毙，茫茫然引颈受戮了。
[1] 参《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版326-328页。
[2] 同上，340-341页。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下）》注释说：“许尧佐，唐宪宗时人，曾官太子校书郎、谏议大夫。”按《旧唐书·南蛮、西南蛮》：“（贞元）十一年五月，以龙蒙盛卒，废朝三日。遣使来请册立其君长。以少府少监李铣充册立吊祭使，左赞善大夫许尧佐副之。”疑即其人。
[4]《天平广记》卷四八五。又此事亦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男主人公名为韩翃。案大历诗人本有韩翃，向以“春城无处不飞花”闻名于世。今人傅璇琮有《关于〈柳氏传〉与〈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证》（《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辨析甚明。又言许尧佐于贞元中入仕，与孟棨约为同时，而孟棨自述此事开成（836-840年）中闻之于年逾九十之岭南刺史赵唯，可见其事传闻已久。侯希逸就是代宗朝的节度使，看来这也是同一时期的故事。
[5] 万曼《唐集叙录》引宋元祐丙寅（1086年）序本无名氏序，介绍沈氏为“元和十年登进士第，历群藩府，尝游韩愈门。李贺许其工为情语，有窈窕之思。其后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则当时声誉甚盛。”李宗为《唐人传奇》据沈集《魏滑分河记》载记，沈曾于元和九年至十四年（814－819年）访滑州，此事当闻于此时。
[6] 这种风习还可溯源。《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二年》：“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注：“‘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私情馈遗”通常正是“谊事”的物质化。民间社会中“义”字如此用法，倒也名副其实。
[7] 李亢生平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独异志》，所叙故事最迟为“唐长庆、太和中”。即穆宗、文宗时代。则其人著书年代当在其后，或为武宗时代。
[8] 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清）余叟辑本，1985年9月，叶3-5。这个故事首见于司马光《涑水纪闻》。略云：“张藏英，燕人，父为人所杀，藏英尚幼，稍长；擒雠人，生脔割以祭其父，然后食其心肝。乡人谓之‘报雠张孝子’。契丹用为芦台军使。逃归中国，从世宗征契丹。藏英请不用兵，先往说下瓦桥关。乃单骑往城下，呼曰：‘汝识我乎？我张芦台也。’因陈世宗威德，曰：‘非汝敌也。不下，且见屠。’藏英素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门遁去，城人开门请降。”并言此为“张文裕云” （卷第二，中华书局校点本，页40）。又列入《宋史》卷二百七十一。
[9] 这在宋末是一个著名的事件，本事见《宋史·贾似道传》及元蒋子正《山房随笔》。杂剧有无名氏之《木棉庵》。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二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即叙此事。又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还有《行孝子到底不简尸》叙述金华人王世名不许简（仵作验尸）父尸，也不接受司法程序处理，最终手刃仇人，告于父灵的类似复仇事件。出《明史·孝义传》及《王世名传》。
[10]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11]《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七三卷一九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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