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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商税和市场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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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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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无大小，横没赀载。②
看来封建政府对包税人并无什么才德的要求，关键是钱，谁出的钱多，就由谁承包。鉴于此制有利于包税人将本求利，竞争十分激烈，“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正是其必然现象。一旦成为包税人，就横行无忌，威吓欺诈，无所不为，直至罗织罪名，没收商贾的货物。顾宪之也说，包税人往往和关津官吏们勾结，“或禁遏别道，或空税将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杜元懿就愿每年多出400万把西陵埭附近的浦阳南北二津和柳浦四埭全部包下来。如此状况，当然会阻滞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进一步发展的。
这里尚需罗嗦几句的是，在东晋南朝，商税的繁简多寡，并非一直呈直线上升的态势。它与经济和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王朝初建，统治者为了稳定和收拢人心，恢复和发展经济。也会整顿和减轻商税的。统治腐朽，财政困难，统治者只注目于搜刮，商税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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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1999年文物出版社。
② 《南齐书》卷40《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越来越繁，越征越多。因此商税在东晋南朝也呈现波浪起伏的状态。
魏晋有关市之征，在学术界并无多大的争论。北魏如何呢?一些学者依据前引甄琛所言，认为孝昌二年(526年)以前，北魏没有关市之征，从孝昌二年开始才征收一人一钱的市税。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似有商榷的余地。首先，甄琛虽然说“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但其后文又说“魏之简税，惠实远矣”。众所周知，此时税和田租户调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税更多地是指商税而言。“魏之简税”表明，在此之前，还是有商税或者说市租、关津税之类存在的，甄琛并没有否认。只是没有东晋南朝那样繁杂和高而已。其次，当甄琛建议开放盐禁时，彭城王元勰和尚书邢峦便力表反对：“取货山川，轻在民之贡：立税关市，裨十一之储。收此与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为身也。所谓集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借造物之福，赈造物之贫。彻商贾给戎战，赋四民赡军国，取乎用乎，各有义己。……且税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济生民，非为富贿藏货……然自行以来，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兴之者有谬。”①清晰地表明，早在甄琛上表之前(甄琛上表在宣武帝时)，北魏就已有了市税和关津税，只是其实施的时间和法定额难以追索而已。再次，《魏书·食货志》载，孝昌二年冬，“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目的是解决财政危机。这个“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在《隋书·食货志》中明确说是“市门税”或者叫做“入市之税”，也即不管是否买卖，只要进入市场的门，就必须缴一个钱。将这个看成北魏唯一的市税，恐怕是一大误解。试想，即便北魏不贪图市税收入，洛阳、邺城、长安等城中市场那么大，管理机构也较为完整，其他州镇的市场大致一样，难道这类设置和成员都由封建政府从田租户调中分出一部分来白白养活吗?进市门尚需缴一钱，市场内的商贾岂能一钱不缴?!实质上《魏书·食货志》所载，隐含了孝昌二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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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68《甄琛传》。
魏对市税进行了一次改革，主要内容有二：其一，过去进出市场无须缴入门费，现在加征此钱。其二，过去市场内的店铺可能一视同仁，所缴税费一样，如今按店铺大小分为五等，缴纳数额不等的市税。这也正好证明在此以前是有市税的。鉴于市场入门费有点不伦不类，所以在孝昌二年后时置时废，废置不一。周齐对峙时，颜之推逃到北齐，他对南方的商税有所了解，恰值北齐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在他建议下，齐后主在武平六年(575年) “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①，和东晋南朝也就差不了多少了。
三、市场制度
《洛阳伽蓝记·城西》龙华寺条载：“阳渠北有建阳里，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初学记·居处部·市》引梁庾肩吾《看放市诗》说：“旗亭出御道，游目暂回车……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又引陈张正见《日中市朝满诗》说：“云阁绮霞生，旗亭丽日明。尘飞三市路，盖入九重城。”这些资料都涉及“旗亭”二字。旗亭指的是市场管理机构。一般为建筑在较高的土堆上的楼屋，上插旗帜，可以登高望远，俯视全市。因此旗亭应是市场中最高的建筑。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维持着日中为市的习惯，撞钟开市，击鼓罢市②。《初学记》有关市的正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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