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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商税和市场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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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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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直”，以此“为官市马。岁月既积，马遂成群”。由晋武帝卖官牧场的牛可以看到，当时牛马的价格很大，一头牛相当于拥有百亩耕田农民全年的粮食产量，马的价格应比牛还要大。因此牛马是当时市场上的大件商品，买卖双方都十分慎重。东晋南朝规定必须立下文券才算合法。但《高谦之传》说有人诈买马匹，导致诏令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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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书》卷45《刘粹附弟道济传》。
看来北方也十分重视。可以肯定，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同样是有券契的，如《颜氏家训·勉学篇》说：“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又如《北史·孟信传》载：“及去官，居贫无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券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住所在。信适从外来，见卖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此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也。’杖其兄子二十。”这类券契始于何时还是继承北魏，目前尚难断定。但买卖驴、马、牛既要文券，还需明确卖者住址，而且是市场法规，表明牛马买卖比南方还要细致。不过，仅据此而断言南方没有此类法规，至少目前资料还不够。
生活资料中的商品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无论品种和数量都远远超过生产资料商品。翻开《史记·货殖列传》，可以发觉盐铁官营后，在通都大邑中，被司马迁称为“素封”的大商人，大部分是买卖这类商品者。秦汉如此，魏晋南北朝如此，隋唐两宋也无例外。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有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很难截然分开。牛马是生产资料，与人们的行密切相关，尽管此时能以马、牛车或马车代步的大多是达官贵人和官僚贵族。又如木材，是制造工具和车船的原材料，但考虑到是建筑房屋不可缺少的原料，汉人又有土葬的习惯，这方面的需求量又大于前者，此处将其归入了生活资料商品的范围了。
“民以食为天”，堪称我国封建时代的格言。“手里有粮，心中不慌”。也是数千年来人民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那么，在生活资料商品中，食理应位居首位，依次才是衣、住和行。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解决饥寒，是人们奋斗的理想。因此衣食两者可以相提并论，五谷杂粮和布帛，以及布帛的原料麻、葛、丝、绵之类商品，还有盐，势必成为超过其他的大宗商品。有关于此，前述永明年间(483～493年)大规模和市，南北之间“千斛为货”“万匹为市”或“千匹为货”“万斛为市”，证明粮食和布帛无愧于大宗商品之首的称号。北方虽不见此类典型的例证，但前述最著名的大富商刘宝所能操纵的也只是“盐粟”两项，他在各大都会和城镇控制的盐和粮食，肯定少不了，否则岂能操纵物价。当时，各大城镇甚至南方某些农村中都有粮铺或粮食摊贩，粮食买卖比较容易，已为《宋书·郭世道传》所证实。他如《宋书·孝义·何子平传》载，他为扬州从事史时，“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则又表明，在城镇中交换不同品种的粮食也相当方便。
用粮食加工的食品和饮料，农民副业生产的蔬菜、瓜果、家禽，饲养的猪、羊、狗之类等，都是当时市场上的常见商品。当然，也有一些农民专门从事这类商品的生产，尽管他们在农民中所占的比重极少，但毕竟是商品性生产的一部分。有关于此，前节已有较具体的叙述，这里不再多言。食品中最常见的是“胡饼”，南北市场上比较容易看到，以北方为盛。《三国志·魏书·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载，赵歧逃亡后，“又转诣北海(郡治今山东昌乐西)，著絮巾布袴，常于市中贩胡饼。(孙)宾硕时年二十余，乘犊车，将骑入市。观见歧，疑非常人也。因向之曰：‘自有饼邪，贩之邪?’歧曰：‘贩之。’宾硕曰：‘买几钱?卖几钱?’歧曰：‘买三十，卖亦三十。’”那么早在汉魏之交，既有批发胡饼的较大商人，也有卖胡饼的小商贩。饮料中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出现了一些名闻远近的酒醋。用今天较时尚的名词来说，就是名牌产品。酃阳(今湖南衡阳东)所出的酃酒和醴陵(今属湖南)渌酒在魏晋之际就名动京师，被晋武帝钦定为太庙祭祀用品。北魏河东人刘白堕所酿之酒，“以瓮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而醉，经月不醒”。因此朝中贵要将之作为赠送亲友的佳品，“远相饷馈，踰于千里”，美其名为“鹤觞”，又叫“骑驴酒”或“擒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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