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史记》卷69《苏秦列传》）。但他们又求学干禄，则又可视为当时的士群体中的一部分。苏秦第一次赴秦游说失败后，“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战国策·秦策一》）；“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后来，六国拜相，路过洛阳，“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史记》卷69《苏秦列传》）。苏秦有兄与弟妹四五人，他和他的哥哥均已结婚，仍然同居共炊。可见这是一个由父母和若干已婚兄弟组成的联合家庭，其人口不下十人[8]。在战国农民的“士农一体”阶层中，这类家庭恐怕不是绝无仅有的。
[1]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上》。
[2] 《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
[3] 《汉志》所载李悝的言论有不少片面和可疑之处。例如他所说的“一夫挟五口”的农民经济，没有家庭纺织业和其他副业收入，需要用货币购买衣料，处于经常性的入不敷出的状态，如果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形，则这个社会是难以延续的。有的学者认为，李悝这段论述的原始资料可能经过汉代人的加工整理，问题重重，为司马迁所不取，班固不察，采人《汉书》（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第271—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不能排除所谓“一夫挟五口”是受了汉代人“五口之家”观念的影响。
[4] “八口之家”若为三代人，其构成可以设想各种情况，如：1、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女4人；2、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女2人，兄弟2人；3、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1人，兄弟2人，弟妇1人；4、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女2人，子妇1人，兄弟1人；等等。当时有“男子三十而室”之说，设男子婚龄为25—30岁，生育4个子女需要10年时间，则户主有4个子女时，其父应为60—70岁，这时父母均健在的可能性不大。若户主子女已婚，则其父起码75岁，当时更罕见。户主夫妇有子女二人而兄弟未婚，这种情形也不会多。因此，三代人的“八口之家”的各种可能构成中，第3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八口之家”若为两代人，可以设想：1、由户主夫妇和他的6个孩子组成，在农民家庭中这种情况应很少；2、由户主夫妇和他的包括两个已婚儿子在内的4个子女组成，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5] 《周礼正义》第四册，1129—113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6] 参见《孟子·尽心上》。
[7] 见《战国策·秦策一》。
[8] 《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之士。”但《战国策》和《史记》都说苏代、苏厉都是苏秦的弟弟，比较可信。《史记》载其嫂称苏秦为“季子”；则苏秦可能是老三。这和“兄弟五人”的说法倒是吻合。但假如苏秦确是老三，他应有两个哥哥。而《史记》和《战国策》只提到他的一个嫂子。另一个哥哥是未婚还是早逝，抑是失载，未详。从有关材料看，苏秦的家庭成员起码有：父、母、兄、嫂、苏秦，苏秦妻，苏代，苏厉，妹；又有苏秦妾，则未必算入正式户口。此外，可能还有另一对兄嫂和侄儿。
二
西汉人对当时农民家庭规模的概括的明确论述，似乎只有晁错的“五口之家”说。这种说法是否符合西汉的实际，应该如何理解，需要先作一些具体的考察。
西汉时代能够反映农民家庭规模并作某种统计的材料有二：一是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郑里廪簿所载农户情况；二是居延汉简所载戍卒家庭情况。
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属于汉文帝时代，郑里廪簿所载农户共25户，有确切人数的24户，每户1—8人不等，平均为4.58人。其中，数量最多的是4口户和6口户，合占总户数的50%，总人数的54.5%；次为3口户，5口户2户，并不占多数（详见附录1）。不同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