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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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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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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蔺相如列传》紧接此条述李牧拜将、攻燕事，可以确定是在赵悼襄王二年(前243年)。由此上溯“十余岁”，到赵孝成王十年(前256)前后。李牧在“赵之北边”与匈奴周旋，应该就在赵孝成王执政的前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引李牧事迹，也见于《汉书》卷50《张冯汲郑传》，其文略同，有的学者以为是文帝时人的附会。[8]但《说苑》卷1《君道》又载：“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取蓟八城，匈奴趋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9]刘向这段文字，亦当取自记录战国策词的档案，而司马迁、刘向分别在三种不同著作中，发生同样的笔误一记下并不存在的“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这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说苑》此条，恰好可以同《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佚文，乃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见“匈奴”的称谓互为参证。文中所记“齐人取蓟八城”，指燕昭王十六年(前296)齐、燕权之战，详见《战国策·燕一》“权之难燕再战不胜”、“苏秦死”各条。燕昭王问郭隗事，则可以肯定是在权之战后不久。燕昭王所谓“匈奴趋驰楼烦之下”云云，大致也是燕昭王十六年前后的情形。
3．《史记·刺客列传》载：“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曰弥久。心恬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困穷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战国策·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条文略同。
“秦将樊於期”，一说即桓齮。[10]此人于何时“亡秦之燕”，诸史所言不详。秦王政二十年(前227)，荆轲为燕太子丹所遣，持樊於期首级往刺秦王，见《战国策·燕策》、《史记》卷83《鲁仲连邹阳列传》及卷86《刺客列传》。上引鞫武谏燕太子丹事，估计就在此前不久。[11]
这里要特别指出，据何晋《〈战国策〉研究》一书考证，《史记》与《战国策》内容大致相同的部分，是司马迁、刘向在各自成书过程中资料的重合，他们同样采用了汉代留存的战国策词。据此可以推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与《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与《战国策·燕三》，这四条有关战国时“匈奴”的记载，统统录自战国档案的原文。而中原各国确认“匈奴”的存在，应该也不晚于赵孝成王执政的前期。
4.《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同。按战国时秦、赵、燕三国“边于”楼烦、林胡、东胡诸“胡”，而并非匈奴一“胡”，下引《史记》卷43《赵世家》所言甚明，[12]司马迁“三国边于匈奴”云云，用“匈奴”的称谓概括北方众多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乃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表述。
战国时“匈奴”的称谓，又见于《逸周书》卷7《王会解》“伊尹朝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殲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駒騐、騠、良弓为献。”该篇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余太山据以推断：篇中所列“空同”等十三种，是“战国时北方游牧部族的总名单”。[13]此例又可以为《史记》、《战国策》有关匈奴的记载，提供一项重要的证据：战国时“匈奴”已在北方塞外崛起，与楼烦、月氏、东胡诸部落或部落联盟共存，并为中原各国所认知，见于当时史家的记录。
问题在于，《史记》、《战国策》有关战国时北方各游牧部落活动的文字，几乎附拾皆是，但其中涉及“匈奴”的内容却仅有四条，即使加上《逸周书》的一条也不过五条，其原因何在呢?战国时代长达两个半世纪左右，而大量证据显示，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活动，并非贯穿于整个战国时代。如果《史记》关于“匈奴”最早的一则记载，即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五国“帅匈奴”攻秦之事不实，那么匈奴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成，乃至其出现在中原各国的文献之中，究竟又是在什么年代?就值得进一步考虑了。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九年正月，召楼缓谋改胡服事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
《史记·赵世家》另载赵武灵王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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