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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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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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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列传》云：“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黯请间，见高门，日：‘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汉书》卷52《窦田灌韩传》载大行王恢曰：“蒙恬为秦侵胡，辟数千里……匈奴不敢饮马于河。”
[27]汉代“胡”的称谓单独使用的情况，在《史记》中更为多见。而所有这些汉代“胡”的称谓，统统指的是“匈奴”，无一例外。
[28]《汉书》卷49《晁错传》载晁错之言：“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按晁错为景帝时人，他将“降胡”与“匈奴”并举，意在区~JIl’’已降”(塞内)与“未降”(塞外)之“胡”或“匈奴”。因此，晁错所言“降胡”之“胡”并非是指“匈奴”以外的部族，也并非是在沿用战国时“胡”的观念。
[29]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
[30]匈奴与东胡及诸胡之间文化上的接近，可能是他们最终融合的深层原因。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说东胡“今亦称‘匈奴’者，其种型无大殊故也，观冒顿初期与东胡通婚一事可见也。故匈奴种人中有东胡人及汉人血液，亦当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正是着眼于不同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婚姻联系，乃至双方“种型”的接近。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则说：“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与鄂尔多斯青铜器伴出的情况，说明东胡系统文化与匈奴系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深刻的。”又提供了不同部落或部落联盟文化上接近的实例。
[31]宋新潮：《匈奴早期地域考辩》，《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
[32]何晋：《战国策研究》第三章《今本(战国策>》。前引《说苑·君道》“燕昭王问于郭隗”条可为佐证。
[33]《史记》以汉代新名称、新概念取代战国旧名称、旧概念的做法，另见卷123《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据余太山考证：此条出自元朔三年(前126)张骞西使大月氏归汉之际向武帝所作的报告，但敦煌郡的设立在元鼎六年(前111)，因此“今天所见张骞关于月氏故地的报告中出现‘敦煌’一名，应该是司马迁用新名取代旧称的缘故”。(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三《大月氏》条，第53页)
[34]汉唐之间，匈奴内部及匈奴与北方其他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失去对北亚草原的统治地位，“匈奴”的称谓也不再是北方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称。司马光编《通鉴》，将《史记》“三国边于匈奴”改为“三国边于戎狄”，原因大概也在这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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