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寺院水碾硙经营与国家废碾行动

    寺院大规模水碾硙经营，造成许多社会经济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水碾经营影响了农业水利灌溉事业。中古时期，水碾在国家经济中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记载高隆之作尚书右仆射时，“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硙”，利于当世。[10](p236)唐代王方翼为了安养民众，曾“发卒浚筑，引多乐水环城为壕。又出私财造水碾硙，税其利以养饥馁，宅侧起舍十余行以居之”。[11](p4802)再比如韩绅卿，“迁泾阳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顷凡百万”，可知有多少农田灌溉受到破坏。[12]由此说明，水碾的生产效率很高，对社会经济和人们日常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但是，过度的、大规模的水碾硙经营活动，势必会触及国家和社会利益。因为水碾经营，要影响到河渠水流的流向和流量，这样就会造成河渠阻塞或者损害沿岸区域农业灌溉，如西晋刘颂在任河内太守时，就因为郡界很多公主的水碓运转，阻塞河流，浸害了农业生产，刘颂上表罢除，才使百姓获其便利。[13](p293)隋唐以前，虽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但其影响毕竟有限，矛盾还不是很突出。到了唐代，由于寺院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加之贵族官僚竞相投身碾硙经济领域，使得碾硙经营规模急剧扩大，水碾经营与农田灌溉用水之间矛盾日渐激化，发生了多次官方拆毁水碾的事件。

    在唐高宗时(655)，雍州长史长孙祥曾建议拆除关中郑白渠上的碾硙。《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泾水”条记载：“大唐永徽六年，永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硙，止溉一万许顷。’于是高宗令分检渠上碾硙，皆毁撤之。未几，所毁皆复。”[14](p11)明确指出，由于王公权要以及寺院竞造碾硙，破坏了郑白渠的灌溉，使溉田亩数大大减少。郑白渠溉田数由以前四万余顷减至一万余顷，除了自然地理变化原因和水利设施自身等因素外，主要原因应还在于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水碾硙的过度经营就是其中之一。

    唐玄宗开元九年(711)，李元纮奉命拆毁三辅渠上的所有碾硙。《旧唐书》卷98《李元纥传》记载：“元纮少谨厚。初为泾州司兵，累迁雍州司户。时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硙，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纮遂断还僧寺。窦怀贞为雍州长史，大惧太平势，促令元纮改断，元纥大署判后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竟执正不挠，怀贞不能夺之。俄转好畴令，迁润州司马，所历咸有声绩。开元初，三迁万年县令，赋役平允，不严而理。俄擢为京兆尹，寻有诏令元纮疏决三辅。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立硙，以害水田，元纥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11](P3073-3074)这一次提到了寺院与皇室贵族为碾硙争利的事情。以太平公主的威势，寺院竟然与之争夺碾硙经营，说明碾硙获利之丰，同时也显示出寺院经济势力之大，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抗衡权贵。

    还有两次发生在代宗皇帝时期。一次在代宗广德二年(764)，由工部侍郎李栖筠主持拆毁郑白渠上的私碾硙。同样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广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献公为工部侍郎，复陈其弊，代宗亦命先臣拆去私碾硙七十余所。岁余，先臣出牧常州，私制如初，至大历中，利所及才六千二百余顷”。[14]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由于大量碾硙的经营生产造成京畿泾水沿岸的百姓无法灌溉农田，于是京兆尹黎干立即上奏，请求开决郑白渠支渠，拆除所有碾硙，以保证农业水利灌溉。第二年即大历十三年(778)正月，下诏毁碾硙，悉数拆除郑白渠支流上的碾硙八十余所。《新唐书》卷145《黎干传》：“大历八年，复召为京兆尹。……十三年，泾水壅隔，请开郑、白支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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