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学现实主义对曹魏改正朔之议的影响

曹魏的经学，在规模和内容上都无法跟两汉相比。虽然有高堂隆这样的大儒撑起经学的门面，但毕竟从整体上看是学子离散，名家凋零的局面。《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儒宗（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等七人）》序：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盛。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荒疏，无以教弟子。弟子亦本避役，竟无能习学，……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  

经学的衰微深刻地影响了诸如改正朔之类的王朝礼典建设。魏明帝议改正朔是在青龙五年，而上文所云太和、青龙年间的儒学状况是博士荒疏、弟子无学，难怪议定服色会出现无所适从的局面。魏明帝曾大力扶植经学，但他的努力始终收效不大[[23]]，高堂隆等学者去世后儒学更衰[[24]]。经学基础如此薄弱，难怪曹魏的正朔、服色只好由明帝两次下诏确定。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经学跟两汉比旨趣的变化，那便是现实主义的增强。汉魏经师对灾异的不同运用堪称这一点的代表。两汉经师好言灾异，大儒董仲舒、魏相、李寻等的对策无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很少用它打击异己，为的是改进王朝政治[[25]]，高堂隆在答明帝崇华殿灾原因时保持了这种精神[[26]]。但从总体上看，曹魏士人和经师对灾异的认识和运用已跟两汉不同。《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记齐王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当时发生日食，下诏群臣问得失。蒋济上疏说：  

昔大禹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婴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应天塞变，乃实人事。今二贼未灭，将士暴露已数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苦……，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

此处“应天塞变，乃实人事”将灾异服务于政争说得很清楚。“比周”暗指曹爽、丁谧、邓飏之党，对策灾异已成了含沙射影地攻击政敌的武器。大儒王肃对待灾异亦是此种态度。正始元年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曰：‘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27]]其后果有东关之败。占验政事在西汉刘向时就蔚然成风，《汉书·五行志》尽是这方面内容。王肃政治上亲司马氏，自然反对何晏、邓飏。又嘉平六年“白气经天”，司马师问王肃原因，王肃答道：“此蚩尤之旗也，东南安有乱乎？”后果然毋丘俭、文钦反。司马师问王肃“安国宁主”之术，王肃乘机建议安抚淮南将士在内州的妻子以争取人心，没有象汉儒那样大谈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而是很现实地着眼于具体政务，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王肃运用灾异打击异己是他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反映，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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