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04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
|
|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对侯景在江北建立的防线及其变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此条防线前后存在了约六年时间。陈仪、任重《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对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南北朝之间的地区差异。
士族、人物
士族。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指出汉魏六朝时期“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需要修订，并提示对“宗族”以外的民间组织给予关注。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玡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第3期)从琅玡王氏各房支变动的具体状况分析土族的衰落过程，认为士族内部的分化瓦解是侨姓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刘新光《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陈郡谢氏在江左家居地和仕宦地的选择，为它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其衰落也与这种地域支持不复存在直接相关。
杨升之《“清”：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活理念》(《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注意到魏晋士人“清”的理念，认为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陆静卿《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谈谈魏晋上层妇女的“达”》(《肇庆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与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张宏慧《魏晋风度与士人服饰》(《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士人在服饰上的刻意求新是审美思潮的新导向，是魏晋风度在服饰艺术上的体现。
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中州学刊》第3期)阐述了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与门阀制度盛衰之间的关系。金仁义《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
人物。朱子彦《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史学集刊》第4期)、《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东岳论丛》第5期)、《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文史哲》第5期)三文对诸葛亮的传统形象作了逆向思维的研究。王永平《论诸葛恪》(《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诸葛恪的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他的败亡体现了孙吴政权南北人物之间的斗争，也是孙吴皇族与士人斗争的反映；他的《南朝吴兴武康沈氏之学术文化述略——沈氏之家风、家学研究之二》(分刊《许昌学院学报》第3、6期)认为吴兴沈氏在武力最盛时成功地向“文化士族”转变，是保持其家族门第长盛不衰的关键。孟繁冶《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论》(《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蕴涵了他祈愿子侄们能避害自全，保存家族实力，维护家庭利益的良苦用心。杨合林《陶侃及陶氏家庭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史学月刊》第7期）指出陶氏家庭的寒门地位并未因陶侃以武功崛起而有根本改变，它的中衰具有某种必然性。雒三桂《陶潜之归隐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陶潜的辞官归隐是次等士族在政治上无望进取的无奈之举，也是缺乏政治才能的陶潜的必然归宿。
学术、文化
学术。王立群《魏晋南北朝学士研究的几个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学士可以分为文人学士与官员学士两类，在学术活动中是一支重要力量。瞿林东《论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思想》（《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有关。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南都学坛》第1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中的名教观念》（《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分别讨论了现实政治和名教观念对历史撰述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的时代特点》（《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对谱学的时代特点进行了研究。
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认为，东汉至东晋受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人物杂传大量涌现。南朝皇权的振兴与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使士人不再热衷于人物品评，杂传明显减少，谱碟之书代之而起。文章还指出，杂传对正史的体例产生了阶段性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