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7-24 13:54:44 来源：不详
|
|
|
务府存在于清宫之内的围墙里，扮演着决定清帝内朝外政的角色。因此不由得不让人想：这样的一个机构在清朝少数民族政权里扮演了甚么样的地位与角色？而其庞大的事务与部门又是如何联系？如何分别在清朝的内廷外朝担任重要角色？如何与六部交流？在民间等地有无影响，是否宫中的机构所管的就是宫中的事务？而内务府本身的机构到底是如何发展的？与满族的社会经济与八旗制度又有甚么联系？与帝王之间又有如何的交流？这些问题一般都是研究内务府时最容易想到、也是最常研究的问题。综观自清室撤出紫禁城后，迄于今日，学者们整理档案后对内务府的研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切入点：
1．内务府的职掌与沿革
2．包衣、旗制与内务府的关系
3．内务府的经济问题包括粮庄、榷关、当铺等
4．内务府属下机构的个别研究
5．内务府所出的器物研究
6．内务府与清代帝王间的关系
7．内务府与社会的人口问题
8．其它：如红学研究。
以上数种研究途径是笔者对于收集的研究成果加以归纳而出。而由于本次研究综述主体主要是放在内务府，因此有用内务府旁支机构作为论文主体者，并非本文所主要探讨综述的对象。但如有旁及者，则收录本文作为补充。再者有关于内务府所出的器物研究，则主体已在器物并非于内务府本身，故本文里不对此一途径加以探讨。至于红学与内务府的研究有关，是因为胡适在民初时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清代的汉军正白旗人，引起了学者对曹家及曹雪芹个人历史的重视后[26]，有周汝昌考证出曹雪芹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人的后代[27]，但因红学一来主体非涉于内务府，二来红学界于史学与文学之中，历史想象多于历史考证与事实，在此不加探讨，仅略带数语提过。
再大体言之，扣除器物之学的研究，其实近百年来对于内务府的研究是有限的。在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专书讨论，仅有数篇短文如：曹宗儒的《总管内务府考略》，曹静华的《清代内官与内务府衙门之分析》[28]。这两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应在1936-37年之间，其内容多偏重对内务府机构的建制沿革，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内务府的档案尚未如今日一般大部分已经整理完善，学者研究仍多以官书为主。譬如有关旗制的问题，孟森在1936年写成了《八旗制度考实》一文，其中提及了包衣的问题。在1943 年则有郑天挺发表的《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一文，但这两篇文章主要仍是以《实录》、《东华录》及《会典事例》为主，没有运用档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不少秉持社会主义史观学者注意到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如莫东寅对包衣与奴仆的身份问题多有解释[29]，这清史分期有关，学者必须弄清楚清朝在入关后到底是农奴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而这都必须要牵涉到土地与经济型态的研究。在刚解放时，大部分利用的史料仍是以官书及笔记为主。而在1960年代时，红学家利用逐渐开放的档案及族谱，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出身作进一步的考证，确立了曹家是满洲正白旗下所属旗鼓佐领下人，开启了内务府研究的其它线索，即世家与人物考证方面。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因掌档案及文物之便，藉整理档案，利用档案对文物进行考证。但之后十年文革，造成了史学工作许多方面上的停顿，而许多学者的论著亦有可能被毁。幸亏由多数有心学者的努力，许多珍贵的文史档案得以保存下来。
此外，在台湾与国外地区，因无文革的波及，史学研究可说是研究成果丰硕。但在内务府的研究方面，因档案大部分都在中国地区，以致亦无大量的专著及论文。直至1977年美国学者陶博(Preston M. Torbert)著有《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1662-1796》[30]，中文译作《康雍乾内务府考》。台湾方面，因台湾故宫缺乏内务府档案，研究内务府问题的学者亦不多见，但学者多半是利用官书与笔记对内务府的官制或旗制做出考证，这一方面是着重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早在20世纪初即对清史及满洲史有相当优良且多量的研究作品，一方面是他们在清朝初覆亡之际，拼命搜罗档案文件，如盛京崇谟阁的《满文老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及稻叶君山、神田信夫、今西春秋等又因晓得满洲文字，比中国学者早一步进行对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清史研究在中国曾经受到几种阻碍，一是辛亥革命之成功乃因民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