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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

时间:2009-7-24 13:54:44  来源:不详
革命为前导,汉人研究清代史,有时评断不免失之偏颇。一是因为档案在民初之际曾几遭灭绝之祸,且阅读史料常有不谙清字之扰。但日本人一则因与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之便,晓清史者多谙满文,一则挟其占领东北之优势。截至对日抗战之后,日本人对清史研究的量是超过中国人的[31]。在内务府研究方面,早在1914年,日人天海谦三郎(Amakai Kenzaburo)已著有《内务府官庄》(Naimufu Kansho)一书,1943年户田茂喜(Toda Shigeki)的《清初に于けるニカン、イルン发生とその意义》[32],是讨论汉民在清初的地位。而在1968年日本一桥大学研究年报出版了《清の内务府庄园》[33],但因笔者现无法找到这三本书,无法对其内容做出概括描述,但单究篇名来看,可推知的是,日本人是比中国的学者更早注意到东北及满洲入关前后的土地问题。
  关于本文的综述内容,主要是以中国与台湾的论文与专书为主,以少量国外学者的论文为辅,此固是笔者收集不力之故,但内务府这个专题,比起与它有相关性的社会阶级研究与旗地研究,文章质精的已然不多,量更是大为不及。目前真正能称为内务府专书的,只有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与陶博的《康雍乾内务府考》。这显示出内务府问题仍存有史学界挥发的空间。
  (二)内务府问题的相关研究
  1.关于包衣与旗制的问题
  清代的包衣(booi)的问题,一向是研究八旗制度与清代内务府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有一些学者认为包衣就是具有奴婢与奴隶的双重身份,是属于被剥削的阶级,在历来研究清代入关前与入关后的满族社会及制度时,如果单纯将包衣全视做奴婢,这种说法,容易跟满族社会的实际状况产生落差,也容易跟满语里真正的奴才阿哈(aha)的意义混淆在一起。如莫东寅在《满族史论丛》[34]里提到包衣,认为包衣是家里的人的意思,也就是奴隶。但是包衣在满族社会其实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附属于主人,有的操持服役,但有的又与主人关系亲近,甚至自己也可以拥有奴仆[35]。在满族的政治逐渐发展下,包衣也被编入八旗之中,别立包衣三旗。这代表了包衣正式成为清朝政治结构组成的一部份,皇帝本身是主子,他把自己的包衣变成了在政府里做事的官员,一方面是替自己办事,一方面还可替国家办事。因此包衣对皇帝虽然是自称为奴才,但是他们在面对其它人时,就是政府组织里的一份子,他们虽是皇帝的奴才,但却是汉人的长官。
  郑天挺早在1943年,已经有《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36]一文专门讨论包衣的服事性质问题。他讨论了包衣的来源与组织,认为清代内务府的制度是由包衣制演化而成的,包衣的职务是在于管家务、供差役以及随侍。然而在中国汉人的制度里已有宦官,他认为这两者无法并容,一定会产生摩擦,因此在清朝入关后,就形成入关初期包衣制与宦官制的争斗。最后包衣制取代了宦官的地位,清朝无宦官之祸,是包衣制的功劳。
  王钟翰在其《内务府世家考》中提到了包衣。他认为:“自来民间流行看法,一提到包衣下贱、皇室家奴或自称奴才,似乎凡隶属于内务府旗籍的人,都是奴仆,低人一等,是满族社会中的最下层。其实不然,除隶属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与正白旗)中内管领下食口粮人的辛者库(满语-sin jeku),另当别论外,凡属内府三旗的成员,对皇帝一家来说,固然有一日主、百年奴的主奴隶属关系,但这种关系实际上也只能是和满、蒙、汉等内外文武大臣对皇帝一样的君臣关系。”[37]其论述确定了包衣在内务府中服事的特殊地位,同时还对几个包衣出身的内府成员进行了考证。
  陈国栋《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分类及其旗下组织》[38]一文对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分类与组织提出了清晰的划分。内务府的上三旗包衣可分为佐领下人、管领下人与庄头人[39],这三者虽都是包衣,但组织成员上是有区别的。他引清代福格的《听雨丛谈》作为证明,佐领下人的成员主要是满洲、旗鼓、高丽、回子所组成,管领下人主要是由满洲、蒙古、汉人、朝鲜人为主,庄头人则是汉人为主[40];而内三旗也不是独立的旗份,是归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所管辖的。作者还在其中提到红学家赵岗《清朝的包衣与汉军》一文,对汉军与旗鼓作了淆混的论证,他利用对清朝时人对内务府人官缺优于汉军的说词,来说明汉军与旗鼓人身份的不同,旗鼓人虽多为汉人,但这些人跟随满人已久,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包衣的服事性质阶级,与汉军的来源并不完全相同,而这是红学家最容易搞混的。关于旗鼓佐领的问题,赵凯《清代旗鼓佐领考辩-兼论有关清代包衣的若干问题》[41],提到旗鼓的名称由来是满文的faidan(旗帜),有此名称是因为汉人,在清入关前的社会里扮演着副贰与教导女真民族仪礼的作用;他还提到了旗鼓人与汉军的区分,认为他们的成员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汉军旗人主要是以军功为主,旗鼓的来源也比汉军来得早,满化也比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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