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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

时间:2009-7-24 13:54:44  来源:不详
两制度的衰败和收撤》、《清代乾隆时期盛京地区的生息银两和官店》[64]等文,对清代的皇当基本的设置情形、年代、盛衰及名号都做出了考证,他认为清代的典当业基本上可分为皇当、官当与民当。内务府就是负责管理皇当,而且对官当与民当还有管理的作用。皇当的来源有皇帝下令自府库中拨银建立,有没收其它官当的,管理人员主要是内务府上三旗的包衣人丁,如此一来清代统治者方能放心将财务交其管理。皇当在清代雍正与乾隆皇帝时都受到相当的重视,其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其利润上的高收入,而是在保证内务府有一定的稳定性收入,皇当有时还成为清代皇帝赏赐给亲信大臣或子孙的礼物。此外他还提到内务府皇当生息银两的问题,生息银两是由内帑拨银到皇当里生出息银,再将息银及余利银等归到内府中,由皇帝及内务府或各旗所衙门等处使用,等于是替清朝统治阶级开创的另一财源。但皇当在乾嘉之后几乎是没落了,这与大清朝国势的衰落及底下官员的贪污与侵吞、经营不善有莫大关系。吴兆清《论清代内务府当铺之兴衰》[65]一文亦对清代的皇庄做出了名称与设置沿革的考订,他在文中还批评韦庆远在《论清代的皇当》一文中所提及的皇当在乾隆年间大体保持在十间左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有许多当铺的来源与去向不明,并不是很好统计清楚的。他又提到满人自身不善经营,将内务府的生息银两自开当生息变成了放债生息,已失去了弥补内务府用度的意义。
  4.有关内务府户口及人口问题的研究
  清代内务府户口及人口的研究,在早期多半是并入社会经济与官庄问题中探讨。近几年史学界兴起一股科际整合的风气,将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并入史学研究,开创新的途径与方法,清史学界亦不例外。而就内务府的研究而言,运用科际整合方法研究一开始最盛的不在中国,而是在其它地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研究员赖惠敏在其《清代皇族及其北京环境:人口与社会史1620-192研讨会》一文中,披露出当今两岸研究清代社会与人口史的趋势,关切的角度亦不在是单纯的皇族经济生活,而是将皇族的经济活动与民间的生活及经济活动连结起来[66]。在研究清代内务府的社会与经济层面,通常使用的档案是奏销档、来文档及户口册。佟永功在《盛京内务府户口册解析》[67]中介绍了盛京地区的户口册,据档案的整理结果,盛京地区的户口册理应自康熙时候就已经产生,只是现存的多以乾隆之后为主。但乾隆到清末的户口册迄今保存完整,可以自其中总结出清代部分地区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赖惠敏在《清代内务府官庄的户口》[68]中亦对清代内务府的户口册作了介绍,并自其中用人口学的分析方法,归纳出清代内务府官庄的生育、婚姻、死亡等人口行为。赖惠敏认为自户口册中可显示出女性的纪录特别少、粮庄人数多于银庄,而且在乾隆之后逐渐出现逃丁的行为,这跟他们的生计逐渐贫困有密切关系。在国外有学者李中清(James Z. Lee )and和康文林(Cameron D. Campbell),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及辽宁地区道义屯的户口册, 写成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 [69] 这本书虽然主要探讨的是道义屯地区的人口数据与人口的行为,其研究方法则有助于对内务府其它庄囤研究的类推。但是文中将道义屯的人丁视作为正黄旗汉军,则是将汉军与包衣旗制的淆混。赖惠敏对他们的文章做出了批驳,认为他们太过相信数据,竟然把道义屯中缺乏大量女子数据认作是溺婴现象,她认为这是因为包衣人丁的女性在乾隆以前必须到内务府中去应选宫女,后来乾隆皇帝下令居住盛京的女子不必应选,李中清论述的年代是1774-1873年,刚好是停选女子的时候。而且道义屯人口也不是正黄旗汉军的旗丁,户口册上只写了:正黄旗道义屯人丁户口册,并没有说是汉军,她认为是作者的自行归类[70]。这可以显示出如果单就部分地区的户口册,对内务府的人口行为做出统计,似乎仍有见树不见林之憾,还是必须藉由其它的专业研究与相关档案做为佐证,在对了解清代八旗制度与内务府的关系方面,方不至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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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即批评清代的政权是一个“部族政权”,还批评清代根本毫无制度,只有法术。钱穆的意见,可代表抱持着浓烈汉人本位主义史观的学者意见。
[2] 此文引自曹宗儒《总管内务府考略》,载于《文献论丛》1936年第10期。但值得一提的是:其文中提到清代起于游牧,经过多方学者对清代入关前经济的研究,认为清代的经济主要是以农业与采集为主,可以周远廉及莫东寅的说法为参考。
[3]包衣是满文booi 的音译,boo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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