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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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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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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2期，8页图二：1）、谢崇安著《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997年8月第1版，310页图三五：2）、巩启明著《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201页图二六：6）、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59页图一八）等等。大部分图式都因太小，网格纹画得不清晰，但约略可以分辨同一件彩陶盆、同一网格纹上画出八、九格，九、十格，十、十一格或九、十、十一格等；有的已经不是网格纹，而变成了两个涂黑的小方块，如《商周艺术》附图；有的网格纹是象征性地在正方形内拉几条对角线及其平行线，完全改变了原图的画法和意图，如《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附图。人面鱼纹盆内壁这种100格网纹，发现之始即被视为鱼纹，以后学术界大多也沿袭了这种说法，如：《西安半坡》称之为“画在陶器上的网状花纹，当时用网捕鱼的又一证据”（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图版52说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半坡彩陶上的鹿纹、鱼纹、网纹视为当时渔猎经济发达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也是当时捕鱼活动的写照”、网纹和斜方格纹饰于彩陶盆近口沿的内外壁“达到了最佳的装饰效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598页、600页），《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说“一件陶器上的鱼网纹饰，由十一条经线和十一条纬线组成，鱼网呈标准的菱形”（西安半坡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0页），《鱼文化初论》则直接将人面鱼纹盆内壁的两个100格网纹称为“两张鱼网”（《四川文物》1994年第2期8页）。既然是“鱼网”、装饰，那当然就不是很有必要作严格、精确的模画。
吴山先生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不仅将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绘画图案视为装饰艺术，而且将人面鱼纹和100格网纹合称为“人面鱼网纹”；可以看出，后来有些著述和研究中的附图是直接采用了吴著绘画，其失误在所难免。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纹饰可能与表示四方八位、四时八节有关（如钱志强《试论半坡期彩陶鱼纹艺术》，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19—120页）或认为100格网纹反映了仰韶先民的几何知识（如巩启明著《仰韶文化》201页），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对100格网纹作严谨、认真的模画和分析。将书庆先生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是迄今所见注重对彩陶纹饰作结构和数量分析的第一本著作，但他将100格网纹视作“两个方向线条的交错之形”，网纹便“成为阴阳交错之形的符号象征”，因此对人面鱼纹盆100格网纹也没有作准确的模画。陆思贤先生在《神话考古》一书中对100格网纹作了专门的分析和研究，认为它与立杆测影、天象历法有关，即表示夏半年晷影在三段六节之上，太阳通过表木的投影空间所画斜线，合于五段十节，即十等分，故用10×10=100之数，又将其与“羲和生十日”神话相联系，所以他单独将100格网纹作成一个图（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65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在与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论》中，陆先生对100格网纹的认识虽然仍然持天文历法说，但具体含义有了变化，不再认为它与立杆测影或“羲和生十日”有关，而是引《说文》“毕，田网也”，认为它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是象征毕宿与雨季的关系，所以人面鱼纹彩陶盆内的100格网纹就画成了写意性的图案（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70--71页，祡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可见，是否严格、准确地对彩陶图案进行模画，是与研究者、绘画者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有关的。模画失真，必然对研究有所阻碍，而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倾向性认识，则容易导致对原图模画的失真。
关于人面鱼纹盆内的100格网纹，笔者认为其含义当与天文历法有关：100格之数表示河图数55、洛书数45之和，即河图洛书数理表达方式的一种（河图、洛书原本是对1—10十个数字的排列形式，源于古人对十月太阳历的崇拜，参见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宋人刘牧、朱熹所传河图洛书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已经产生，也可能同时与天象有关，但“河图”、“洛书”在历史上有多种表现方式或可以存在各种图式，朱熹《易学启蒙》所载河洛未分未变图即是用100个圆点，排列成10×10的方阵表示。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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