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 |
 |
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
|
|
》1991年第9期）；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说元君庙M413：5红陶钵锥刺三角纹的构成方式与北首岭77M15：（7）彩陶壶“松塔”状黑彩图案一样也是不当的（《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67页），因为它们有一致的地方，更有不一样的地方。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认为M413：5锥刺纹是模仿编织物纹样而产生，并排出由M413：5锥刺纹到半坡类型正倒三角纹与折线纹或成组斜线纹相间彩陶图案的演化图（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08—109页）。这种认识显然是没有认真、严格地分辨M413：5红陶钵锥刺纹结构及其间的数量关系所致，当然它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任何编织物都不可能天然生成55数、45数正三角形数图。如果存在这种编织物图案，则55数、45数正三角形数图必然先于编织物而存在；当然半坡类型居民的生活也不可能精细到在编织物上编织55数、45数正三角形数图（今人要做这种事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郭廉夫等主编《中国纹样辞典》大致沿袭了同样的错误认识和观点（郭廉夫、丁涛、诸葛铠主编《中国纹样辞典》63页，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版）。北首岭遗址出土半坡类型Ⅰ式尖底器77Μ17：（1）颈部有四道弦纹，肩部“紧接着又有一圈鹰嘴状附加堆饰”，据发掘简报图片其半面堆饰有12个，如无误尖底器一周当为24个堆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100页；图八二：1；图版四五：1。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按笔者思路和理解，北首岭尖底器这24个堆饰应该或可能表示一年二十四节气，但是有些相关图片和著述也以写意方式绘画，如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可见的半面画为14个堆饰（该书73页图1，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可见的半面画为11个堆饰（该书上册161页图5，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口沿作十八角形的陶釜，上面刻划了三十六个“树叶纹”：每个角与内壁之间垂直刻划一个，每两个垂直“树叶纹”之间又斜刻一个；同址同层出土六角形陶盘口沿上也刻划了三十六个“树叶纹”：每个角与内壁之间垂直刻划一个，每两个角之间从外缘到内壁等距离垂直刻划两个，每两个垂直“树叶纹”之间又斜刻一个（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文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4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按笔者理解，这种刻意制作三十六个“树叶纹”的纹饰，表现的也是十月太阳历的历数即一个月三十六天。据笔者所见，十八角沿陶釜及上面的“树叶纹”尚没有发现有错误的线图，但六角形陶盘上的“树叶纹”有误画的：梁大成《河姆渡遗址几何图形试析》六角形陶盘线图有一边少画了两个“树叶纹”（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990—1991年，111页图一：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海石湾下海石半山、马厂类型遗址调查简报》报道的双耳彩陶罐M1：7颈部饰三道间断平行条纹，肩部施一周宽带纹，下为双线倒顺三角纹。文字描述与彩图吻合，但线图在颈部多画了一道间断平行条纹（《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4—5页；图三，8；封三，3）。按笔者理解，所谓“三道间断平行条纹”实即坤卦符号，相对称的另外半面也当如此，颈部总计12条线段合一年十二个月（该报道中M1：8、M1：12两件彩陶罐上的“间断平行条纹”也当为八卦符号，一为坤卦，一为复卦）。但如果多一道平行条纹，则不是标准的八卦符号，只能视为习惯之作（如没有他证，则不能认为与八卦有关）。
六、问题和启示
以上所介绍关于器物纹饰的线图和描述与原器不合的情况，仅是笔者在写作《伏羲画卦》和《“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过程中所了解和搜集，而且仅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一部分最重要的或典型的器物及纹饰，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远不是目前考古界及整个学界所存在问题的全貌。但已可看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和问题，从发掘报告、简报到考古学家、各种专门家的研究、著述，都普遍存在。虽然我们常常在考古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和看到研究者将史前纹饰看得很重要乃至上升到神圣、信仰、图腾崇拜的地位，但完整、清楚、明白、准确地模画和介绍纹饰者却少见，基本上没有这种意识。尤其是发掘报告、简报这一关键环节，由于前提性的基础工作有所忽视、忽略，可以导致研究者看了线图、彩图、黑白图及文字介绍后仍然不知道器物纹饰的全貌或真实情况（如笔者探究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