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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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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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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底径3.3厘米，器形太小，特别是口径仅2.3厘米（《宝鸡北首岭》102页），不具有多少实用价值。推测该壶应是贮存蔬菜或农作物种子之器，进而认为该壶与纹饰当为一件实用的十月太阳历历书实物。虽然《宝鸡北首岭》报告对该壶纹饰有明确的文字介绍，也有清晰的附图，但在笔者所接触的研究材料中，该壶的纹饰及相关文字介绍均作了错误的描绘。
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在介绍北首岭77M15：（7）红陶细颈壶纹饰时，将所有黑彩小三角都说成是倒置（实际有正置），而且将上部一周小三角两两尖角顶对呈三个阴阳交午符号状“ ”构成的小“松塔”说成是最底层为三个小三角，叠三层，完全改变了本来的结构和形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67页）。吴山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将北首岭出土这件彩陶壶纹饰画得很混乱：中、下部大“松塔”图案由10个小三角自下而上叠四层，大体能看出，但中部（或处上部位置）有一个小“松塔”仅由6个小三角叠成，自下而上叠三层，其小三角数分别为三、二、一，与原件不合，而且上部6个小三角两两尖角顶对构成的小“松塔”状图案也画得极其暧昧，上半部大体能看出，下半部象是一个大的空心三角图，完全变了样（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88页，图18：3）。据该书说明，此图采自《考古》1979年第2期，如无误，说明《考古》上的附图也是错误的。沿袭吴山先生错误图案的著述有：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161页，图72：4）、张抒著《中国几何形装饰》（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9页，图7）。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将北首岭这件彩陶壶纹饰也画得很混乱：中、下部两周大“松塔”图案由10个小三角叠四层，与原件相合，但中部又画出一个小“松塔”，由6个小三角按三、二、一之数自下而上叠三层，与原件不合，而且上部一周仅画出一个小“松塔”，且仅三个小三角按二、一之数自下而上叠两层，完全改变了原器物纹饰（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415页，图一）。据该书说明，此图采自《艺术》（16—1），如无误，则说明《艺术》上的附图也是错误的。武家璧《新石器时代的垛积图》文中所附北首岭彩陶壶纹饰的错误完全同于蒋书庆《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一书（《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日，考古版）。据武家璧文中介绍，他的图采自《中国彩陶艺术》图版16—1，如无误，则说明《中国彩陶艺术》的图版也是错误的。由于彩陶壶纹饰画错，与原件不合，因此在此基础上的对纹饰含义的理解或阐释也是不可靠的。以下试举数例说明：
谢端琚、叶万松先生根据北首岭77M15：（7）彩陶壶纹饰、元君庙出土半坡类型陶钵锥刺正三角形数图、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认为“如果在先民们的头脑中没有数的观念，是不可能产生这样周密的安排的”，甚至将它们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联系起来（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张抒认为北首岭彩陶壶纹饰作散点状，“每组纹饰由倒三角自1至3、4叠成，作叠罗汉式的排列。这种叠罗汉式的方法虽然简单，却说明当时的人已经有了单数和双数观念，体现了‘数’的观念的形成”（张抒著《中国几何形装饰》9页）。武家璧先生认为北首岭77M15：（7）彩陶壶纹饰以及另一件彩陶瓶上的“松塔”状黑彩是按等差数列堆积起来的金字塔图案（实际有一部分“松塔”状黑彩并非金字塔式），即中国古代文献所称的“垛积图”，它们是由于原始人类瓜分财产所需所用而产生，并且由于“氏族首领利用职权将富余部分占为己有，于是私有观念产生”，所以这种“垛积图”还与私有制的确立、“文明的起源”、“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有关（武家璧《新石器时代的垛积图》）。蒋书庆先生说北首岭彩陶瓶纹饰“以其叠垒层数与形式的不同而各具风采，其中主要是由一至四个小三角纹的并列形式依次层层叠垒组成的单元纹饰，多个这样的单元纹饰覆盖于彩陶瓶壁面上，显得十分奇特又充满了神秘意味”。他将彩陶壶纹饰与毕达哥拉斯教授学徒记数的故事联系起来（毕氏对学徒说：“看吧，你以为是四的，实际是十，是一个完全的三角形，是我们的口令”），认为北首岭彩陶壶“三角纹的层垒重叠形式，正就是毕达哥拉斯所说由一至四个点纹依次叠垒组成的三角纹形式。这一组合形式以其明显的形象特征，展示了十个数为一单元形式的寓意内涵，多个相同形式的三角纹在同一彩陶上的排列组合，必然与十进制计算的需要相联系”（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415页）。这些研究和认识可能存在合理的成分，但显然它们不可能与彩陶壶纹饰本来的意思表达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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